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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對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華的態度有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3-04-14 10:26:46

1935年10月21日，魯迅與內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攝於上海閘北六三園   　　這個矛盾該如何解釋？是鬱達夫記錯了，見到魯迅的實際時間是2月5日之後？似乎也不可能。魯迅日記對2月5日之後的友人往來，都有詳細的記載，直到2月25日，才首次出現“午後同三弟訪達夫”的記載，29日，才有鬱達夫回訪，“並贈幹魚、風雞、臘鴨”的記載。對這個矛盾，一種最可能的解釋是：鬱達夫確實是在多倫路的內山書店，而非四川路的內山書店分店見到的魯迅，或許還獲得了魯迅對《告世界書》署名的許可，但為尊者諱，為魯迅之名譽計，鬱達夫隱去了魯迅此時栖身於具有日軍進攻中國據點性質的內山書店這一事實，而代之以四川路的與戰事無關的內山分店——內山書店緊鄰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大樓，其支援戰爭並受荷槍實彈的日軍保護，在當時並非秘密，魯迅避亂於日軍保護區，同時又簽署反日宣言，確乎是一件很難向民眾解釋清楚的事情。鬱達夫在1939年將這一情節隱去，並不奇怪。 　　“與其讓外國人來，那情願讓本國人榨取”“同樣被殺，我想還是死在本國人的手里好”另一足證魯迅對日軍侵華的基本態度的史料，來自日本文人野口米次郎的記錄。野口米次郎大約是在1935年10月去印度講學途徑上海時，經內山完造的牽線而見到魯迅的。魯迅日記1935年10月21日記載：“午，朝日新聞支社仲居君邀飲於六三園，同席有野口米次郎、內山二氏。”六三園是虹口區的一家日本餐館。 　　內山似乎經常促成類似日本文人與魯迅的會見，而且這種會見往往會有日本記者在場，事後，在日本國內與中國的媒體上，也大都多有報道。如1935年5月19日魯迅和長與善郎的會見，也是如此，同席者就有日本新聞聯合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這樣的安排，大約與日本媒體當時致力於宣傳中日親善的政治任務有關，魯迅與其師藤野先生的故事當日被日本媒體一再渲染，原因就在於此。據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在魯迅去世後，她曾被內山騙去參加過一次汪偽政權組織的文人聚會，記錄此事的三段文字，在非手稿本的《魯迅回憶錄》中，是被删除了的。由此不難看出，內山完造在中國開書店期間，某種程度上充當著日本“大東亞共榮”的文化說客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他介紹給魯迅認識的許多日本文人，如長與善郎、野口米次郎，都是“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積極參加者。該會的主辦者“日本文學報國會”坦言該會的宗旨，是“（將）在大東亞戰爭之中擔負著文化建設共同任務的共榮圈各地的文學家會聚一堂，共擔責任，暢所欲言”，是日本“思想宣傳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具體到野口米次郎，是一個狂熱的“大東亞共榮”的宣傳者。1938年，他曾寫信給泰戈爾，認為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應該得到印度人民的讚揚。野口頗感“委屈”地說道：“這次戰爭並非是瘋狂殺人，而是為了在亞洲大陸上建立一個偉大的新世界必然要採取的手段……我們青年軍人是抱著十字軍的決心與殉道者的犧牲意識上前線的……日本單獨承擔了這樣宏偉的任務。我無法理解，我們為什麼不能得到貴國人民的讚揚。我們的英雄主義與追求，似乎反被他們(指印度——作者)嚴厲地譴責”；在泰戈爾複信表示他堅持認為野口的觀念是一種“軍國主義們的狂人”的觀念之後，不死心的野口再次寫信給泰戈爾，認為中國人“不誠實”，對日軍在華的軍事行動進行了惡意宣傳。野口的第二次去信似乎終於用他的荒謬邏輯激怒了泰戈爾，以至於泰戈爾在回信中決絕地說道：“如你能使中國人民確信，貴國軍隊轟炸他們的城市，使他們的婦女兒童成為無家可歸的乞丐，只不過是使他們受到一種仁慈的待遇，最後還能‘拯救’他們的國家，那你也沒有必要再來說服我，讓我信服貴國的崇高目的了。” 　　正是這樣一位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在1935年與魯迅的會談中，曾試圖向魯迅灌輸這樣的思想：“象英國人在印度那樣，如果雇請某個國家來當女管家似地治理中國，那一般老百姓也許會更幸福吧？”（據野口米次郎《與魯迅談話》）野口的記載對“某個國家”含糊其辭，內山完造的回憶則直接得多，據內山說，野口的問題其實是這樣的：“魯迅先生，中國的政客和軍閥，總不能使中國太平，而英國替印度管理軍事政治，倒還太平，中國不是也可以請日本幫忙管理軍事政治嗎?” 　　魯迅的反應，據米口的記載，“他立刻回答說：‘橫竪都是被榨取的話，與其讓外國人來，那情願讓本國人榨取。總之，與其讓別人拿走財產，還不如給自家的小孩用。……歸根結底，這是一個感情問題。’我與魯迅的會談便在這裡打住了。”而據內山完造回憶，魯迅的回答是這樣的：“這麼做起來就有個感情問題。如果是財產同樣化為烏有，那麼與其讓強盜搶劫而去，莫如讓敗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樣被殺，我想還是死在本國人的手里好。” 　　魯迅後來在1936年2月3日給增田涉的信函中說道：“與名人（日本的）的會面，還是停止的好。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並沒有將我講的話全部寫進去，也許是為了發表之故吧，寫出來的部分也與原意有些兩樣，長與先生(善郎)的文章則更甚了。我想日本作者與中國作者之間的意思，暫時大概還難溝通，第一境遇與生活都不相同。”魯迅的原話是怎樣的，如今已不得而知，所謂“並沒有將我講的話全部寫進去”，或許就包括“如果是同樣被殺，我想還是死在本國人的手里好”這句在內——從此句不難看出，在魯迅看來，“請日本幫忙管理（中國的）軍事政治”，其實質就是讓日本人來屠殺中國人。這樣的認識，很顯然，是野口這種“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圈”的狂熱宣傳者所不願意傳播的。   結語 　　“一二八事變”中的魯迅，雖然在避難內山書店一事上多所隱諱，但在民族大義上並無虧缺。魯迅不是神，將其請下神壇還原為人是極好的。但這樣的還原，須忠實於史料，而不能建立在對史料的過度解讀和不完整解讀上。所謂“翻案太過，反失其真”，是今人重新讀史尤其應該警惕的。（來源：騰訊歷史2013-04-08 第1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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