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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經歷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這個武某是高幹家庭的子弟，人們都說他是“自找的右派”。因為他出身好，工作努力，又很有才華，單位的一把手很器重他，他們是新聞單位，反右期間一直叫他值勤，沒有參加反右鬥爭。到了後期的整改階段，發動大家提整改意見。經過反右，人們說話都很謹慎，而且主要都是歌頌成績，少談甚至於不談缺點。而武某卻敞開胸懷，直抒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甚至引用日記上某些記載說明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本來他講的和日記上記的並沒有什麼大事情，但卻引起某些有心人的注意，要求看他的日記，他坦然地拿出自己的日記。有心人摘錄他的日記寫成大字報批判，他幹脆公開自己的日記進行辯論。在新聞單位當然不乏文字加工的高手，終於把他加工成右派，他思想想不通，送他勞動教養的時候曾服用安眠藥自殺，未成。當時我在文藝組，他是先被送到文藝組的，神志不清，滿嘴胡言亂語，是農場的醫生把他救過來的。 　　他在農場改造幾年，始終沒有學會包裝和掩飾自己，說話做事總是直來直去。我真擔心在當前的這種形勢下他有什麼不合時宜的舉動。不出所料，到了場部北邊，我們在引水渠的堤墊下邊坐下來，他掏出一份材料，有五六千字，內容竟是當時最忌諱的批判個人專制的材料。我看過以後，著實吃了一驚，很嚴肅地對他說：“你這個材料要馬上燒掉，不要再給任何人看，也不要和任何人說，你不會看不清當前的形勢，你的材料送出去，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只能遭來殺身之禍。”大概他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黯然地收回材料，沒有再說什麼。我還是不放心，臨分手時再一次對他說：“你一定要把材料銷毀，一個字也不要留下。”他點了點頭。 　　此後不久，農場分批舉辦就業職工骨幹學習班。學習的內容主要是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報刊社論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後對照檢查自己的思想，“挖黑心，樹紅心，對偉大領袖無限忠誠”。每個人都要寫出書面材料，由場裡幹部主持，在全班通過。大概聽到別人的檢查，武某沉不住氣了。我也參加了學習班，但行動比較自由，每天晚飯以後要回圖書館辦理借閱手續。一天，武某到圖書館來了，別人都離開以後，他心神不定地問我：“我該怎麼辦？”我沒有當時回答他，叫他幫我整理好書報，他心情稍微平靜以後對他說：“你的思想問題只有你自己清楚，別人怎麼會知道，你該怎麼說就怎麼說。”這種明顯的暗示他當然明白，安心地回去了。可是我還是不放心，這個人自幼生活在革命家庭，思想單純，對黨忠貞不二，正因為真心真意地熱愛黨，對黨內出現的不正常現象感到焦慮甚至於憤慨。他又從來不會說假話，在外部的壓力下，很可能說出他的真實想法，而這，在當時，鐵定無疑地會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毀掉他的一生。應該想辦法減輕他的壓力，穩定他的思想。我就向主持學習班的秦大隊長建議：學習班每次學習之前都要讀文件，可是讀文件的人有的文化不高，不能理解文件的精神；有的人文化不低，但沒有讀文件的技巧，讀起來磕磕巴巴，平平板板，使聽的人難以了解文件的重點和精神實質，效果不大好。武某在電台工作多年，又做過播音工作，不如發揮他的一技之長，固定叫他讀文件。秦大隊長采納了我的建議。武某讀文件的水平當然與衆不同，他根據文件的內容，輕、重、緩、急、抑、揚、頓、挫，聲音朗朗，效果很好。學習班的人們認為，領導專指定他讀文件，說明領導信任他，就不在他身上找毛病，他自己也覺得得到領導信任，心裡踏實多了，總算平安地過了學習班這一關。 　　事過三十多年，當年同在農場改造過的白石，已經成了河北省的領導幹部，武某也在河北省工作。一次，白石到北京來，我向他打聽武某的情況，白石說，武某回電台工作以後，仍然主持一個節目，工作不錯，並且結了婚，有了孩子，現在孩子已經長大成人。我說起武某“文革”期間寫材料的那件事，至今仍替他感到後怕。白石說，當時武某也曾給他看過那份材料。我們兩個是誰先看到的？因為都信守諾言，不對任何人說這件事，當時不知道，現在更說不清了。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白石看過材料以後和我的態度一樣，叫他馬上銷毀，不要再給任何人看。這位老弟總算還有點理智，接受我們的意見，除了我們兩個再沒給別人看。如果這件事當時被人捅出去，他早已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不可能再回電台工作，也不能有他的家庭子女了。 　　“文革”期間，我算得上是就業職工當中的逍遙派，沒有遭受批鬥，也沒有感受過什麼壓力，但我的內心同樣是灰暗的，眼前迷霧茫茫。在這種運動的形勢下，我的出路和我的家庭可該怎樣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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