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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經歷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回想過去,1945年我和幾個同學從北平到解放區,要通過國民黨(包括國民黨收編的偽軍)幾道封鎖綫,冒著生命危險投身革命。到解放區初期,我對革命的很多事情還不太理解,但經過聯大學生會和張家口市參議會的競選、選舉,親眼看到了解放區的民主生活,使我歡欣鼓舞。以後又參加了涿鹿縣、獲鹿縣和束鹿縣的三次土地改革,農民分得土地後的喜悅和為了保田保家,父送子、妻送郎參軍的熱烈場景使我深受感動,對黨的領導由衷地信服了。那以後,不要說中央的聲音,就是上級黨委的決定我也從來沒有懷疑過,總是堅決執行。部隊入朝的時候,我很清楚朝鮮戰爭是兩個力量集團一場實力懸殊的大搏擊。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我毫不懷疑,但為了勝利必將付出重大的生命代價。我也很清楚,在我們面前有兩種可能:一個是戰勝敵人,一個是犧牲在戰場上,絕不能帶著戰敗的恥辱回到祖國人民面前。所以,在那場殘酷的戰爭裡,我的心態始終很平靜。不論是在戰火紛飛,冒煙突火、向敵人衝擊的時候,或者敵機帶著刺耳的嘯音飛臨上空,炸彈落向身邊的時候,確曾產生一霎時的恐懼,但僅僅是一霎時,炸彈爆炸以後,或者衝過封鎖綫以後,心態馬上恢複平靜,照常做戰場上需要做的事情。不論是戰爭時期還是恢複建設時期,我對黨始終是忠貞不二,把自己看成是黨的一個細胞,黨的事業就是我的事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一切。我神經上又沒出毛病,我為什麼要反黨,反對我為之獻身的社會主義事業呢?

  我從來不講違心的話,可是這個罪是黨組織定性的,不承認就是自絕於黨,我不能自絕於黨,只能低頭向黨認罪。我沒有犯罪,這個交待材料怎麼寫?只能“要什麼給什麼”了,按大家在批判會上提出的幾個主要問題:丁、陳反黨集團的走卒,攻擊偉大的肅反運動,資產階級的成名成家思想等等。

  這一夜我幾乎沒睡,快天亮的時候迷糊了一小會兒,早飯只喝了半碗稀粥,昏昏沉沉地走進了會議室。這一次到會的人很多,不僅有二十兵團宣傳部參加批判的全部人馬,還有文化部的很多人,從未參加會議的文化部部長劉佳今天也來了。

  昨天寫交待材料的時候寫得很艱難,今天念交待材料的時候更加艱難,我看著自己寫的那一條一條的罪行,怎麼也念不下去,念不到一半就哭出來了。

  我念完交待材料以後,會場上沒有人講話。過了一會兒,文化部長劉佳用沉重的聲音說,人不傷心不落淚。人不可能不犯錯誤,毛主席說只有兩種人——已死的或沒有出生的不會犯錯誤,犯錯誤改了就好。

  我注意到了韓部長。他神采飛揚,臉上帶著得意、諷刺的笑容注視著我,一字一板地說你現在哭已經晚了。肅反的時候我們就想挽救你,可是你態度囂張,不但拒不交待你的問題,反而在肅反結束以後要求我們向你道歉。我們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終於使大家看清了你的反動本質。我們的政策是寬大的,只要你老老實實地認罪,接受改造,仍然給你出路,我們仍然在挽救你。

  “挽救”這兩個字像兩根浸毒的釘子釘進我的心裡。

  韓部長是怎樣挽救我的?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我住在軍區招待所,文化部的老人向我說出了事情的原委。反右時,文化部本是重點單位,但一個右派也沒有打出來,文化部長劉佳當然要承擔責任,壓力很大。當時政治部的部長們在一起吃自費小灶,吃飯說話中間談到文化部的反右情況。韓部長就說他知道一個還沒有批判的鐵定右派,這個人一貫對領導不滿,攻擊肅反,還是陳、丁反黨集團主將陳企霞的得意門生,和陳企霞關系密切;這個人是輪換到宣傳部的,可是一天也沒有去宣傳部上班,回國就請了創作假,借調到總政創作室寫小說。他是軍區的人,把他的組織關系從總政創作室調回來,到文化部批判正對口。當時正在反右高潮當中,韓部長的建議馬上被采納。

  會後不久,文化部黨支部通知我,政治部要召開全體幹部參加的批判大會,要我准備好在大會上的交待材料。

  在我之前,政治部只召開過一次全體幹部參加的批判大會,批判政治部的中尉助理員朱繼經。我是第二個。我輪換回北京軍區,只報個到,一天班沒有上,軍區的人並不了解我,可是我不但在軍區被打成右派,而且成了反右派中兩個重點人之一。

  不過,在我,已經無所謂了。很多張“憤怒聲討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徐孔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貼在政治部辦公樓的東墻上,政治部的人已經都知道了“右派分子徐孔”的名字,開個大會,無非是叫大家“看清右派分子的醜惡嘴臉”,徹底地“批倒批臭”,此外還能有什麼作用呢?

  開大會以前有人好心囑咐我:“在會上無論批判你什麼,千萬別反駁,會場外邊有武裝,你若是抗拒,就可能把你抓起來。”對此我並未經心,因為我根本不會反駁。到了會場,叫我上台,我就上台。有人推過一把椅子,叫我坐下,我就坐下,叫我看著台下,我就看著台下。台下坐的人當中有不少兵團輪換回來的,來了哪些熟人我也沒看清。好幾個人來到前台發言,講了些什麼我也沒聽清。若幹年以後我愛人來到北京,軍區文工團一位好朋友告訴她:反右對徐孔處理那麼重,是因為徐孔太驕傲,批判大會那天,他坐在台上,顯得滿不在乎。其實,這位同志是把我估計太高了。那時候我哪裡還驕傲得起來,心裡是一片迷茫,只聽從擺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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