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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當改革“九四年體制”

http://www.CRNTT.com   2010-09-14 09:51:07

漫畫：工資增長難追GDP漲幅。 　　中評社北京9月14日訊／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分權的環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實行藏富於民、於地方的做法。但隨著九四年分稅制的實行，這種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認的是，由於財政大幅度向中央傾斜，中國在過去很多年裡，越來越顯現出“中央富、地方窮”、“國富民窮”的局面。新加坡《聯合早報》今日刊載新加坡國大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文章“中國當改革九四年體制”，內容如下： 　　1994年中國所進行的分稅制改革，改變了鄧小平南巡之後，激進分權所造成的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失控的情況。改革之後，財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而此前中央財政高度依賴地方。實行分稅制後，盡管中央政府的財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賴的方向改變了，地方依賴於中央。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終於首次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獨立於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稅機構（國稅局）。 　　向中央集權並不限於財政領域。1990年代末所進行的金融改革，確立了中央銀行制度，中央銀行獨立於地方政府。這是現代國家最必須的制度，也是現代國家的象徵。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各地方差異很大，需要中央政府的協調，而財政金融是最主要的協調機制。可以說，財政和金融制度的確立，有效推進了中國經濟層面國家制度的建設。 　　財政和金融可以說是政府運作的血液。隨著財政和金融的集權，各方面的權力逐漸都往上集中。集中有兩個情形，即經濟集權和政策集權。一個情形是原來由地方政府所有的權力，被中央政府回收。上述稅收和金融權力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個情形是中央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而要求地方政府執行，可以把此稱之為政策集權。這後一方面在近年來表現得非常明顯。隨著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中央政府所希望提供的公共服務（至少在理論上說）也迅速增加，主要表現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環保等等方面。九四年體制的兩個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強化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國家有更多的能力，來改變區域之間和社會之間的收入差異。 　　經濟集權的確使得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大大增加。19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穩的經濟發展，同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有很大的關聯。但同時也要看到，經濟集權在二次分配方面，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當時所設定的目標，即減少社會收入差異，實現基本社會正義，並沒有實現。分稅制以後，中央財政能力飛速增加，但國家的收入差異也不斷加速擴大。可以看一看，九四年體制之後，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收入差異也增加了多少倍呢？財政收入和基尼系數是同時上升的，並且上升得很快。縱觀世界各國的發展，很難解釋這種情形。中國很多學者假設國家的二次分配能夠達到社會公平，因此國家能力越高越好。但所謂的“國家能力”和社會公平之間，顯然並沒有發生任何正面的關聯，而負面關系是顯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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