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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VS杜維明：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11-01-02 09:32:44

袁偉時：我非常同意杜教授的意思。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且跟許多學術界的朋友有一些差別，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從1912年——民國元年開始的。那時蔡元培做教育總長，下令“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必須從教育方針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蘭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親愛”。與此同時，他和唐紹儀、汪兆銘等26人，組織社會改良會，發表宣言，提倡“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 “實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結婚”，“提倡成年以後，有財產獨立權”，如此等等。這就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比陳獨秀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早幾年，是跟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變革結合在一起而發展起來的。 　　新文化運動是歷史上啟蒙運動的新階段，很多東西在19世紀已經提出來了。它對傳統文化不是一般世俗理解的全盤否定，只是批判、否定傳統文化中的“三綱”。三綱以外的文化內容，它是沒有否定的。所以杜維明先生提出來，新文化運動應該是肯定中國傳統的五常的，仁、義、禮、智、信，我非常贊同。剔除三綱的五常，是很有價值的。但我想補充，五常的道德規範應是建立在人類共同價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假若仁、義、禮、智、信不以人類共同價值為基礎，它只能為宗法專制服務。這些普遍的共同價值規範，應該是世界各國都可以接受，而且能夠跟中國傳統結合起來的。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轉化，就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個基礎。 　　杜維明：昨天在我們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梁濤先生共同舉行了一個“儒學與人權”的學術思想論壇，紀念前不久過世的美國著名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榮退教授蔔愛蓮(Irene Bloom)。她在晚年的時候，集中討論了孟子和人權的關係。 　　袁先生剛剛提到的有些觀點，我基本上同意。有人提了這個一條思路，認為三綱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要重新考慮三綱。我曾認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是一個權威主義、等級主義、男性中心主義。但是有學者不是這樣看，這讓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他以前是提倡新啟蒙的，晚年時跟我說，你不要輕易否認三綱。他提醒我說，陳寅恪在為王國維寫墓志銘裡面，說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價值，這個價值就像柏拉圖所謂的理想，對此我也覺得很驚訝。這點我要做進一步的思考。 　　而我所了解的三綱是從《白虎通義》開始，並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價值。但五常毫無疑問是儒家的基本的價值，三綱五常是個雙軌的形式，一方面既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的問題，一方面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婦有別的那個“別”並不是差別，而是分別。以前男主外女主內，現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內。這樣五倫的觀點，因為是雙軌，也就是互為約束，所以沒有宰制。但是，我認為，三綱好是宰制性的，我覺得需要進一步思考。 　　三綱在《白虎通義》裡面很有趣。講君為臣綱，並不只是說君是重要的，而大半都是臣對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為做出批判；父為子綱，也多半是子對父的批判，夫為婦綱的話，多半是婦對夫的批判，這中間也有很多要進一步考慮的。所以，我基本上跟袁先生剛剛講的是一致的。只是，我認為五倫、五常應該也是普世價值，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進行平等的對話。 　　所以，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大概要對它的一些糟粕，特別是從三綱所引發的不符合現代精神的東西，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從何而來？ 　　主持人：杜老師重視儒學，也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感覺你是從倫理層面和道德層面在強調，而袁偉時老師始終都是從制度層面在強調。我想問杜老師，您覺得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從何而來？比如說你在哈佛做的燕京學社，其資金來源就是哈佛、燕京校友還有其他捐贈，是獨立的。但現在北大這個高等人文研究院，如果資金來源於政府撥款或來源於北大校方，是不是會影響獨立性？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以來都是權力的附屬體，那麼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會從何而來？知識分子獨立的依托點是什麼呢？是宗教的自由發展？還是市場資本力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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