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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VS杜維明: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11-01-02 09:32:44  


 
  袁偉時:我非常同意杜教授的意思。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且跟許多學術界的朋友有一些差別,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從1912年——民國元年開始的。那時蔡元培做教育總長,下令“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必須從教育方針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蘭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親愛”。與此同時,他和唐紹儀、汪兆銘等26人,組織社會改良會,發表宣言,提倡“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 “實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結婚”,“提倡成年以後,有財產獨立權”,如此等等。這就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比陳獨秀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早幾年,是跟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變革結合在一起而發展起來的。

  新文化運動是歷史上啟蒙運動的新階段,很多東西在19世紀已經提出來了。它對傳統文化不是一般世俗理解的全盤否定,只是批判、否定傳統文化中的“三綱”。三綱以外的文化內容,它是沒有否定的。所以杜維明先生提出來,新文化運動應該是肯定中國傳統的五常的,仁、義、禮、智、信,我非常贊同。剔除三綱的五常,是很有價值的。但我想補充,五常的道德規範應是建立在人類共同價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假若仁、義、禮、智、信不以人類共同價值為基礎,它只能為宗法專制服務。這些普遍的共同價值規範,應該是世界各國都可以接受,而且能夠跟中國傳統結合起來的。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轉化,就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個基礎。

  杜維明:昨天在我們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梁濤先生共同舉行了一個“儒學與人權”的學術思想論壇,紀念前不久過世的美國著名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榮退教授蔔愛蓮(Irene Bloom)。她在晚年的時候,集中討論了孟子和人權的關係。

  袁先生剛剛提到的有些觀點,我基本上同意。有人提了這個一條思路,認為三綱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要重新考慮三綱。我曾認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是一個權威主義、等級主義、男性中心主義。但是有學者不是這樣看,這讓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他以前是提倡新啟蒙的,晚年時跟我說,你不要輕易否認三綱。他提醒我說,陳寅恪在為王國維寫墓志銘裡面,說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價值,這個價值就像柏拉圖所謂的理想,對此我也覺得很驚訝。這點我要做進一步的思考。

  而我所了解的三綱是從《白虎通義》開始,並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價值。但五常毫無疑問是儒家的基本的價值,三綱五常是個雙軌的形式,一方面既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的問題,一方面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婦有別的那個“別”並不是差別,而是分別。以前男主外女主內,現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內。這樣五倫的觀點,因為是雙軌,也就是互為約束,所以沒有宰制。但是,我認為,三綱好是宰制性的,我覺得需要進一步思考。

  三綱在《白虎通義》裡面很有趣。講君為臣綱,並不只是說君是重要的,而大半都是臣對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為做出批判;父為子綱,也多半是子對父的批判,夫為婦綱的話,多半是婦對夫的批判,這中間也有很多要進一步考慮的。所以,我基本上跟袁先生剛剛講的是一致的。只是,我認為五倫、五常應該也是普世價值,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進行平等的對話。

  所以,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大概要對它的一些糟粕,特別是從三綱所引發的不符合現代精神的東西,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從何而來?

  主持人:杜老師重視儒學,也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感覺你是從倫理層面和道德層面在強調,而袁偉時老師始終都是從制度層面在強調。我想問杜老師,您覺得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從何而來?比如說你在哈佛做的燕京學社,其資金來源就是哈佛、燕京校友還有其他捐贈,是獨立的。但現在北大這個高等人文研究院,如果資金來源於政府撥款或來源於北大校方,是不是會影響獨立性?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以來都是權力的附屬體,那麼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會從何而來?知識分子獨立的依托點是什麼呢?是宗教的自由發展?還是市場資本力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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