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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舉國體制”與中國可持續發展困境

http://www.CRNTT.com   2011-07-19 10:40:21  


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7月19日訊/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舉國體制”與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困境》,內容如下:

  因為成功組織舉辦了奧運會、世博會等巨大型國家活動,也是因為有效應對了四川汶川大地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巨大危機,這些年來,“舉國體制”似乎已經成為描述中國模式的一個關鍵詞,似乎中國和世界上其它體制的不同就在於“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的另外一個名稱是國家動員體制。應當看到,這種體制在一定的環境下的確能發揮出巨大的優勢來。就是說,國家有能力動員整個社會的力量來辦一些大事情或者應付大危機。不過,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一般的情況是,一個體制最成功的地方,也往往是其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和西方體製作一比較,人們很容易看到這一點。如果說中國是國家動員型體制,那麼西方體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場動員。簡單地說,在西方,如果市場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沒有任何國家和社會的力量能夠平衡市場力量,那麼危機必然發生。上世紀30年代的危機是這樣,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是這樣。反之,在中國,如果國家力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沒有任何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能夠平衡國家力量,那麼危機也必然發生。

  歷史地看,“舉國體制”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1949年之後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典型的“舉國體制”,國家通過政治手段把社會的每一個經濟細胞都組織起來,在短時期內來達成國家設定的目標。“舉國體制”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漢代的《鹽鐵論》就已經把“舉國體制”的道理說得很清楚了。《鹽鐵論》的主題就是論述國家為什麼要壟斷關鍵商業活動,其所舉的理由都和國家動員有關,主要包括國防軍事、應對危機、基礎設施建設和“平准市場”。在西方近代國家產生之前,中國就已經實現了舉國體制,有西方學者把此稱之為“水利社會”。

  在一定程度上說,很難質疑國家的這些功能。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論述到了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尤其是法治)、基礎設施和國防等。即使是在西方,近代以來,總趨勢是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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