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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全球化中的東亞模式

http://www.CRNTT.com   2012-05-15 08:06:38

理性、有序、和平的民主化 　　社會制度建設和中產階級的存在，又為和平的政治開放和民主化創造了條件。一方面，中產階級在其生活水平達到一定階段之後，開始有政治參與的要求，這是民主化的動力；另一方面，社會制度和中產階級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進程的和平性質，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參與政治過程。在“四小龍”當中，韓國和台灣已經實現民主化，新加坡在原來的選舉政治的基礎上，政治發展也在加速，香港的中產階級也在追求民主化。但不管如何，如果和歐洲國家早期民主過程中大規模的暴力行為（尤其是工人階級運動）相比，東亞社會的民主化顯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從國家和市場、政府和人民的關係看，東亞模式的成功主要是他們選擇了與西方先發展國家和蘇聯東歐國家不同的“第三條道路”。與西方先發展國家相比，東亞政府扮演了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都經歷了一個比較“自然”的過程。經濟發展主要是由市場驅動，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並不很大，主要是規制經濟活動的角色。在社會建設上，只有等出現了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西方整體制度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政府才開始涉足社會領域。也就是政府開始和資本分離，把建立在資本基礎上的政治合法性，轉移到以依靠選票的民主合法性。 　　但在東亞尤其是“四小龍”，情況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過各種方式來促進經濟發展，形成了學界所說的“發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政府不僅主導產業的發生和發展，而且積極引導產業的升級。學術界，這方面有大量的文獻。更為重要的是，政府主動採取有效政策，進行社會制度建設，培植中產階級，從而避免了類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階級運動。日本政府在進行社會制度建設的同時，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通過類似工資“倍增計劃”等政策，提高勞動者工資，扶植中產階級的成長。香港、韓國和台灣大力扶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造就了有利於公平性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 　　這裡，日本和韓國的企業集團值得強調。正如人們所看到的，日本和韓國的大型企業集團，在各自國家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國際競爭力方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大型企業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是政府和企業聯盟的結果。沒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這些民營企業很難實現日後的大發展。支持這種發展模式的人稱之為“東亞戰略型資本主義”，但批評者（主要是西方學者）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前者指向政府和企業關聯的優勢，後者指向這種關聯的劣勢。新加坡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制度建設方面更是典範。從社會階層變化來說，東亞社會的中產階級從產生到壯大，花費了比西方短得多得多的時間。這是政府和企業合作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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