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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明：我相信中國文化不會死

http://www.CRNTT.com   2013-09-04 14:36:15

杜維明：我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個啟蒙老師，叫周文傑。他現在已經80多了，身體不好，認不得人了。當年他教我《四書》，學生就四五個人，跟私塾似的。他講《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我不懂；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我也不懂，但覺得好像很深刻，高不可攀，跟我們的生活也沒什麼關係。但是他講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我就覺得很有道理。下面再講修身要誠意，我直覺到這是我要的。就這樣，我對儒家就有感覺了，而且一直就沒有變過。後來，周老師就介紹我去見他的老師牟宗三，我就在暑假去聽牟先生的課。 　　當時，牟先生不能進台大，因為台大哲學系都是五四以後的那些自由主義者的舞台，以殷海光為主，牟先生雖然是北大熊十力先生的學生，但他講儒家，台大絕對不能讓他進去。我聽他課的時候他在師範大學中文系，所以到現在，在台灣從事儒家哲學研究而極有成就的一大批人是中文系出來的。後來，他到了一個剛剛成立的很小的大學，叫東海大學，他到那裡是受徐複觀先生的邀請，徐先生在那裡做系主任。 　　他在師範大學講哲學，大約只有十幾個學生。他講課邏輯性非常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很精彩，學生問的問題非常尖銳，甚至很不禮貌，他完全不介意，完全是思想的交鋒。學生之間的互動也是一種學問，都是對話、討論、辯論。這對我影響很大。後來唐君毅先生來了，大家一起在淡水的竹林喝茶論學。那時候唐先生在年輕人裡面已經有很大的影響力，他的書，都是哲學意味很強的，但是又很有感情。他說，中國文化花果飄零，我們需要靈根再植。他還說，中國文化、儒家精神就是他的根，只要每個人從心靈上面認可儒家、研究儒家，中國文化就不會死。他氣魄很大。東海大學1957年建立，那時我17歲，我就決定要考東海大學，後來就跟了牟先生。牟先生他們那時候都是四十幾歲的人，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非常了不得。我們大三的時候，八九個同學慶祝他50歲生日。 　　CE：不過後來你對牟先生的一些提法也並不是很認可，比如說從儒家傳統開出民主、科學的學術路向，比如他有名的“良知坎陷”說。整體上來講，現在你如何評價包括牟先生在內的台灣新儒家？ 　　杜維明：很多人說我現在是新儒家的代表，我自己不認為應該把我定義成新儒家，原因很簡單，儒家雖然也有開陳出新、溫故知新的觀念，但儒家對“新”本身是有戒心的。自西化大潮來了以後，中國人都提倡新，一談到舊好像就是反動的。但以前朱熹與人講的都是“共商舊學”，對“舊”字抱持非常莊嚴的態度。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是罵“今”的，這是有非常深刻的意義的。 　　“新儒家”這個詞其實是中國大陸提出來的。1987年，中國教育部花了很大一筆錢組織海外新儒家研究，中國社科院方克立先生牽頭。方克立做了一個決定：18個院校，47個教授，大家都來研究新儒家。他們經過討論，確定了10個新儒家代表人物，這10個人是兩代人：一代是從1919到1949年以思想家為主的5個人，有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這幾位除了熊十力以外，我全見過。然後他們又選了5位是1949年以後的人。那時候大陸當然就沒有儒家了，所以選的全是到台灣去的人，就是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錢穆、方東美。 　　新儒家發展到今天，經過了三代兩傳，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有連貫性，這就成為了傳統。當代儒學的復興為什麼力量比較大呢？因為這三代人存在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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