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 ->> 港澳論語 】 【打 印
中國的恐怖活動會巴基斯坦化嗎

http://www.CRNTT.com   2014-03-07 09:58:30  


  中評社北京3月7日訊/知名評論員鄧聿文昨天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文《中國的恐怖活動會巴基斯坦化嗎》,內容如下:

   所謂恐怖活動的巴基斯坦化,是我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的是恐怖活動大面積擴散開來,尤其是針對平民的恐怖暴行越來越多,政府對打擊恐怖活動已經力不從心,乃至無能為力。

  我們看到,巴基斯坦近年來已成為和伊拉克、阿富汗一樣的全球恐怖活動的中心地帶和“最危險的國家”。美國國務院報告曾稱,超過全球恐怖襲擊次數的一半發生在巴基斯坦。巴國的恐怖襲擊不僅直接針對國家機器、軍政機構、敏感設施,也針對平民,後者甚至已成為恐怖襲擊的主流。恐怖形式也多樣化,特別是本土生長、本土受訓、本土攻擊的恐怖主義本地化進程在不斷加速。鑒此,巴國的恐怖主義被一些學者稱之為完成了由恐怖襲擊的“工廠”到“消費市場”的轉變。

  中國在恐怖活動方面會巴基斯坦化,成為被恐怖襲擊的“後起之秀”嗎?儘管現在看來這種擔憂有點無的放矢,但如果仍由目前這種局面發展或者惡化下去,成為另一個巴基斯坦並非不可能。

  最近幾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針對無辜平民的暴行已經漸漸多了起來。新疆不說,內地也發生多起直接以平民為目標的反社會的洩憤暴行。最新的一例就是昆明火車站的恐襲事件。發生在中國兩會召開前夕的這起暴力事件,是中國社會迄今為止死傷人數最多、手段殘忍、後果最嚴重的一起暴行,直接被中國政府定性為恐怖襲擊,也引起了多個國家和聯合國的譴責。

  昆明恐襲可能是中國本土恐怖主義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如果說,以前的恐怖主義或暴行由襲擊國家機器(如警察機構)、局限在特定地區(如新疆),帶有一定的反社會性(多表現為內地的一些暴力事件),那麼,這次恐怖襲擊表明,恐怖主義已經擴散到中國內地,恐怖分子隨時有能力發起一場針對平民的暴力事件。

  在未有更多的信息公布前,人們不清楚製造這起恐怖事件的恐怖分子,其背後的真實意圖是什麼,但有一點很清楚,即恐怖分子刻意選在中國兩會前策劃製造這起恐怖事件,是要借兩會的關注度,把全球輿論由兩會引向兩個民族的“戰爭”,給社會造成一種恐慌的心理效應。應該說,這一目的已經達到,中國民間這幾天都在談昆明恐襲。

  這起恐怖暴行,中國網上尤其是微信朋友圈的反應值得“玩味”:許多人借“反思”的名義,抨擊政府的新疆政策和民族政策,把恐怖襲擊的原因歸咎於政府集權之“惡”。更有人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待和評論這一事件,當然,也有人在曲折的文字後,隱諱地表達了對恐怖分子的同情。

  巴基斯坦成為恐怖分子活動“天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巴國政府的治理失敗。政府治理之所以失敗,根據巴基斯坦學者伊利亞斯的看法,與巴基斯坦立國指導思想中強調伊斯蘭教的統治有直接關係,他認為這是損害國家團結的根本禍根。巴國指導思想強調伊斯蘭文化的一元性,開國時宣布“烏爾都”為國語,把印巴分治時從印度遷移到巴基斯坦來的、說“烏爾都”語的文化強加於巴國,形成統治地位,把巴基斯坦的地方語言變成次要文化了。而說烏爾都語的人口在巴國的人口中只占7%,是典型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

  中國恐怖主義的出現,雖然成因與巴國不同,但恐怖主義升起的本身即表明,執政黨對中國社會的治理也是失敗的。

  從每一起暴力和恐怖事件來說,有著各自的具體原因,但如果在一段時間內,暴力和恐襲事件集中發生,就必須反思執政黨在國家治理上出了什麼問題。如上所述,許多人把新疆分離勢力製造的恐怖暴力事件這個賬,算在執政黨的民族政策和治疆策略上,意思是,過時的民族政策和僵化的治疆策略造就了新疆的分裂勢力,並逼得他們走向恐怖主義一途。

  這樣看問題有些簡單化,固然,執政黨的民族政策和治疆策略都有大問題,需要調整和改變,但應看到,這套政策實行了幾十年,為什麼以前沒有出現如此激烈和頻繁的恐襲活動;另外,也要看到,在新疆等地的恐襲活動增長的同時,內地的反社會的暴行也層出不窮,又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還有一些人把恐怖活動抽象地歸咎於政權的專政之“惡”,這也說明不了問題。因為這套體制存在半個多世紀了,不說改革前,在改革後的很長時間裡,專政比現在更嚴重,那時為什麼沒有大規模的暴力和恐怖事件出現?

  所以,我認為,不能單獨把恐怖主義和恐怖活動抽離出去,而應把它和內地發生的同樣多的暴力事件放在一起,從時代的大背景去考察。換言之,新疆的問題固然有新疆的特殊性,但新疆問題也是全國的問題,是執政黨的治理體系、價值目標和政策手段出了問題。

  從這一角度看,執政黨目前在國家治理上的最大問題,就是把公平正義的價值丟了,沒有將公平正義作為社會轉型的目標和價值去追求。這其實也是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中出現的最大問題,改革從一開始沒有樹立一個公平正義的價值觀,更沒有在蛋糕做大後,及時把社會從對效率的過度追求扭轉到公平正義的軌道上來。可以說,這是我們過去產生一切問題的根源。新疆問題不過是執政黨的治理失敗在新疆的投射和反應而已。

  事實上,在缺乏公平正義的引導下,不僅少數族裔,漢族自身也是個受害者。這種受害不僅表現在漢族中的底層民眾,並未享受到來自改革發展的紅利,也表現在民族關係的處理上,給其他民族,尤其是新疆地區的民族造成一種錯覺,以為他們不但受執政黨的壓迫,也受漢族的壓迫。一旦他們形成了此種印象,那麼,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勢必會製造兩個民族的仇恨。

  因此,要徹底解決新疆的分離主義,消滅恐怖活動,就須把新疆問題納入到全國,在執政黨的治理層面予以通盤考慮,而非就新疆問題來談新疆問題,尋找解決辦法。從前者來說,要改變的是國家的發展導向,執政黨需要在放鬆政治的控制中,將社會引導到公平正義上來,一切政策,都應以此為價值導向。反映到對民族關係的處理上,就是實行族群融合,柔性治理。

  現在改變還來得及,如果因恐襲和暴力事件增多,而強化政治和社會控制,加重民族隔閡與對立,這會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國社會的巴基斯坦化就很可能不可避免。

  來源:聯合早報2014年03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