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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說理文化與公共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障礙在哪裡？ 　　建設一個說理的公共文化，在徐賁看來，阻礙主要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是社論式的話語方式和思維方式，限制甚至封閉了這個社會公共討論的空間，導致商談性的論述式微，而鬥爭性的論述興盛（劉擎語）。 　　就中國的20世紀史而言，正如徐賁所言，對許多長期接受“革命”和“戰鬥”文化影響和思維定型的人們來說，說理就是“論戰”，就是“戰鬥”，必須壓倒對方，迫使對方啞口無言，這樣才能取得“勝利”。用攻擊性的爭論來看待說理，這是中國權力話語長期潛移默化的教育結果，形成了一種相當普遍的話語習慣。這種話語習慣，在我們的課堂、傳媒、政治空間、社會生活中比比皆是，“真理成了赤裸裸的話語暴力”，並且是獨占性和排他性的，而一旦真理被歷史證明是謬誤，則真理又會通過一套相對詭異的辯證法邏輯來實現“自我糾錯”。這種心態影響下的個人，往往對於知識、文化與討論缺乏一種真正的尊重。他們注重的是結果上的勝負，而不是過程中的相互增進理解。 　　其次，是當前中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相對不健全所致。政治文化是一個社會的風向標，政治人物更應該成為一個社會的道德標杆。當政治成了肮臟的幕後交易或者一種虛假性的公共表演，公共討論的風氣要穩健地形成也就難乎其難。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徐賁特別強調如何辨析說理中的情緒性謬誤、邏輯性謬誤，並指出養成良好的說理文化需要建設一個更加有內涵的價值共識。話語倫理無法脫離價值共識，“德性、權利、責任”等都應該成為說理者注重的內涵，尤其“倫理說理最重要的是真誠，只有你確實相信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你才能保持一個一貫的倫理立場。見風使舵，虛與委蛇，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些不僅不是倫理說理的正道，而且也是無法取信於人的”。而現實是，當面一套，背後另一套，台上一套，台下另一套，明文規則一套，潛規則另一套，形成了一套精致而複雜的“說理文化”的雙層結構，生活在這種文化之中的個人學會了嫻熟地在兩套話語之中閃轉騰挪，並逐漸將表演性的崇高話語常態化，同時卻又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毫無疑問，這種犬儒主義的人格對於培育公共說理的文化是一種障礙。就此而言，一個制度是否鼓勵其公民公開而誠實地表達自己，對於說理文化的健全和公民心智的滋養，便顯得尤為重要。 培養“自由之言論” 　　徐賁從制度與公民兩個層面論述了這種重要性，他指出，說理環境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的民主法治，它保證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也保證了在需要時能夠達成共識的程序制度。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它們是說理的“理”的根本所在，不同意見的辯論最後都必然要以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來衡量各自的合理性。同樣重要的是優秀的公民素質和教養，說到底，說理是公民們在說理，官員、社會名流、有影響力的學者、公共人物都不過是身份比較特殊的公民而已，他們說理的時候也是公民在說理。一個說理的社會環境最終的標誌是公民說理，只有在大多數公民願意和習慣說理，有說理的要求、能力和習慣的社會裡，說理才會真正成為一種價值規範和生活方式。問題在於，如何形成徐賁所念茲在茲的這種說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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