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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市長”離開後的大同

http://www.CRNTT.com   2014-12-23 12:37:32

隱性邏輯 　　“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黴”，是大同人對於自己身處的城市的準確評價。 　　崔志回憶，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同有相當好的工業基礎，而且產業比較多樣化。化工、紡織、醫藥、建材、水泥、機械加工等方面的工業水平都比較高，就連火車、汽車，大同都有能力生產。 　　後來煤炭業崛起，各行各業的資金都被巨大的利潤誘惑吸走，煤炭以外的產業迅速沒落。 　　煤炭產業污染了環境，讓空氣中飄滿塵土，城市蒙上厚厚的灰塵。同時，煤炭產業又不能讓普通老百姓分享收益，產業單一化還漸漸產生了難以計數的失業人口。更嚴峻的問題是，“一煤獨大”的局面也漸漸難以為繼，煤炭資源呈現出枯竭勢頭。 　　所以，21世紀的頭幾年，大同人都處於疲軟、無力、絕望、麻木的狀態中，有錢、有能力的精英大量逃離，無法離開的人們也用盡辦法把孩子送到外地去上學、工作。 　　“那就是一座‘爛城’，沒有比這個更合適的詞語來形容大同了。”崔志說。 　　耿彥波對大同的再造，從拆遷開始，一到大同就獲得了一個“耿拆拆”的外號，當時人們對他的作為並不認同。沒有人知道，這種改變城市面貌的決心和行動，以及迅速出現的效果，正在悄然滲透進大同人文化心理上最敏感的領域，開始攻破自尊與自卑不斷拉扯的二元心理結構。 　　耿彥波的宏大計劃，其實是“抄現成”，就是把50年代初針對北京城的“梁陳方案”，在大同付諸實施。“兼顧古今，新舊兩利”，以南北走向的禦河為界，東邊建立新城，為現在的禦東新區，西邊保護老城，試圖將大同古城牆內3.28平方公里區域恢復到明代時期的面貌。這必然涉及大量的拆遷工作，以及巨額資金需求。這對任何一個經濟落後的城市而言，都意味著政府大量舉債。 　　“一開始我是很反感這麼做的，政府舉債，始終要還的，將來還是老百姓去承受代價。”哲夫說，自己的親友都在大同，許多親友也是拆遷當事人。“我原本以為他們也會反對，誰知道一說起來，我發現自己是孤立的。我在家族中一直是一個很有權威的人，但在對耿彥波的評價上，沒有一個人認同我，一直爭執，也看不出有誰要對我妥協。” 　　古城牆內，需拆遷16萬戶，到耿彥波離任的時候完成了13萬戶。哲夫的姐姐家也在拆遷範圍內，她說：“就是吃點虧，我也願意，我就是支持耿彥波幹這件事，他把大同整得漂漂亮亮，多好。” 　　拆遷，這項在任何地方都最容易激起社會矛盾以及官民之間激烈對抗的工作，在大同卻相對順利些。 　　耿彥波的城市改造計劃，其實在修復著大同人文化心理上的傷口，這是在這一過程中最容易被忽視又最不應該被忽視的隱性邏輯。 　　古城之內被拆除的，是一些成片的老房子，密密麻麻，衰落破敗，許多已經淪為危房。崔志說，住在裡面很不方便，沒有暖氣，買煤、買菜也很麻煩，但裡面住著的又都是窮人，買不起新房。耿彥波的造城運動，事實上也迎合了這些老百姓改善生活條件的需求。 　　老楊原來在古城內與同事合住著一個破敗的小院子，產權也不屬於自己。耿彥波的拆遷，先給他確權，然後自掏14萬元，獲得了一套117平方米的洋房，如果按市場價購買，這套房子不含裝修就要55萬元。“我一把老骨頭，這輩子什麼苦都吃過，沒想到最後還能趕上住新房。” 　　而“梁陳方案”得以在大同成為現實，其基礎也正在於大同原本的落後，這讓拆遷成本和社會矛盾都能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程度。 　　這是大同這座城市5年巨變的矛盾之處。5年之內，一任市長，快速塑造一個全新的城市，看上去這是標準的政績工程，但它卻與市民心理和現實的需求暗合。 　　古城重建，新城崛起，環境迅速好轉，大同人集體的自信與自豪，逐漸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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