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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兩岸攜手復興文化中國 良機出現

http://www.CRNTT.com   2016-02-08 00:08:13

“納中華入台灣”的意義 　　從本文的論述脈絡來看，他們在台灣的任何學術或文化成就，都可以看作是某種“台灣精神”的發揮。舉例言之，今天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界在國際上擁有一席之地的，唯有新儒家而已。大陸學術界要想研究儒家思想，也很難繞過“港台新儒家”。如果他們當年不來台灣，他們會有這樣的成就嗎？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難道不能說是“台灣精神”的發揮嗎？ 　　也正是在這點上，楊儒賓突出了1949作為接軌永嘉、靖康“南渡”文化的意義。楊儒賓所更關心的是台灣文化如何能夠“納中華入台灣”，獨樹一幟，在世變之後開出新局。 　　從“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來看，有好的問題，才有可能找到好的答案。沒有問題，必然不可能找到任何答案。在我看來，當年中國知識菁英南渡，所謂“納中華入台灣”的最重要意義，便是把儒家學術史上未能解決的重大問題以及中華文化和西方交匯時所產生的重大學術和文化問題，帶到台灣來，讓下一代的台灣知識菁英有機會運用他們從台灣獲得的文化資源，發揮“台灣精神”，解答這些問題，並把台灣打造成為“文化中國”的中心，所以說：“台灣精神”是“文化中國”的靈魂。 　　然則，中國知識菁英從大陸帶來的重大學術和文化問題是什麼？ 　　從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以來，港台地區研究中華文化用心致力最深者，莫過於牟宗三（1909-1995）。如果說胡適是“五四時期”、“全盤西化論”的代表，牟宗三可以說是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後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 　　牟氏是山東棲霞人，天資聰穎，自青年時期，即潛心精研中、西哲學，27歲出版《從周易方面研究中國之玄學與道德哲學》，此後即著述不斷，他先獨立將康德的三大批判書譯成中文，又整理儒家思想的統緒，寫成三巨冊的《心體與性體》，累積下極為豐富的哲學寶藏。臨終時自謂：“一生著述，古今無兩”，堪稱現代新儒家的靈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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