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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民進黨執政 兩岸關係結構性變化

http://www.CRNTT.com   2016-11-15 00:07:29

從2008年開始至2015年，兩岸關係的和平狀態在結構上發生了轉變，從物質主導轉變為制度主導，這種轉變打破了原有物質力量對抗的互動規則，以及由此帶來的“戒急用忍”政策、僅限金門的小三通、軍事對峙等等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一系列約束。由此，兩岸關係互動進程中產生或激化了相應的發展性因素，這助推了兩岸關係大幅向前發展。兩岸關係基本實現正常化，各種往來交流頻繁，兩岸的共有觀念轉為以洛克文化的競爭者為主，雙方之間既有敵對又有合作。敵對部分繼續受到物質力量對比的影響，但逐漸退居次要地位。九二共識作為兩岸政治妥協的產物，是兩岸雙方共同的身份認同基礎。儘管這種“認同”因存在所謂的“各表”而弱化，難以成為兩岸和平狀態的主導因素，但提供了最低限度的雙方互信。在此基礎上，合作部分漸成主要，且越來越多受到制度的約束。儘管2008年之前兩岸關係已有制度化的微弱發展，但兩岸真正有效推動系統性制度的建立始於2008年，制度成為兩岸和平狀態的主導因素，因此也可將這個階段稱為“和平合作”階段。 　　從上述兩岸關係的兩個發展階段可以看出，兩蔣時期兩岸的“和平”之所以能夠維繫，一是兩岸的共同身份認同即國族認同是確定的，互為敵人只是基於爭奪中國執政權，屬於民族內部矛盾；二是在物質力量的結構上兩岸基本上是平衡的；三是國際冷戰格局的約束。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兩岸的身份認同出現危機，但“和平”能至少在最底水準上維持，仍然居於物質力量結構尚未失衡以及國際關係格局中的美強中弱結構。那麼到了蔡英文時期，兩岸關係三大結構要素同時生變，兩岸關係重返霍布斯文化狀態，物質力量重新成為兩岸關係的主導因素，“和平”還能穩定維持或具確定性嗎？結論是否定的。 　　建構主義認為霍布斯文化適用的是叢林法則，在物質力量主導的“和平”狀態下，雙方行為所受到的唯一約束來自於與對方物質力量的對比，這種和平是單向式的，每一方只從自身的角度去定義和比較對方，其和平狀態沒有合作性，只是單純物質力量對比之後，基於生存做出“非戰”的選擇。另一方面，物質力量主導的“和平”狀態沒有人為制度的保障，隨時可能因為雙方實力變化而生變，其穩定性完全取決於強勢一方的人文觀念，因而具高度的不確定性。 　　具體到兩岸關係上，所有事態都朝不利和平的方向發展。其一是民進黨政權的持續“去中國化”運動必然長期強化兩岸人民的身份認同背離，從而強化兩岸在政治身份上的敵對。其二是兩岸的物質力量結構失衡已呈不成比例的長期趨勢，這種趨勢一方面助長了大陸民眾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和平的壓力趨大，另一方面，物質力量失衡的負面作用在於製造弱勢一方的恐懼，由此強化對大陸的敵對與抵制意識。三是在以上兩種因素的作用下，兩岸的合作機制將蕩然無存。其四是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優勢對比不斷縮小，正接近具備平衡地區秩序的能力，這一趨勢必然使大陸對現狀的塑造能力和話語權越來越大，美國將來被淡出的可能性逐漸上升。《與台灣關係法》的安全承諾和“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政治承諾，兩者的有效性都建立在美國對大陸綜合實力具有優勢的基礎上，但這個基礎正不斷弱化。 　　因此，未來兩岸關係的“和平”即非戰狀態只存於大陸的一念之間，即大陸領導人居於民族大義所秉持的“兩岸一家親”情懷。然而，當國家和民族利益因台灣分離、分裂行為而面臨重大威脅和損害時，“和平”也必然進入高度的不確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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