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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中美將“差異再平衡”

http://www.CRNTT.com   2020-12-25 00:01:45

拜登時代的系統回調治理，即朝向“奧巴馬主義”的某種結構性回歸，將面臨如下具有較大影響和限制效應的內外處境：其一，美國霸權體系與國家實力的不相稱效應進一步凸顯，民主黨理想的自由國際主義秩序對應的龐大治理成本超出了美國可持續的支付和平衡能力，如果民主黨繼續不加節制地進行全球化擴張和包攬治理成本，將會進一步加劇美國本土利益與全球化利益的結構性張力，加速美國的實力耗竭和系統性衰退；其二，國際體系實質“多極化”及中美關聯式結構性對抗的態勢逐步形成，這是21世紀全球秩序的基本事實和趨勢，是不以美國單方面帝國意志為轉移的全球性共識，如果美國抱殘守缺，不能及時轉型為多極化世界的“健康領導力量”，就會逐步遭到真正致力於多極秩序建構與全球和平發展之主體力量尤其是中國與歐洲力量的擠壓，包括在國際組織治理與全球風險應對等層面存在邊緣化風險；其三，美國國內種族不平等、財閥政治以及製造業空心化帶來的“失敗家庭”問題，以民主黨的自由多元主義包容政策難以捕捉實質性問題及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其四，特朗普與特朗普主義的監視、干擾和阻撓，包括在涉及內政外交一系列政策回檔的具體決策程序中，拜登政府一定會遭遇體制內（如國會和法院）的制度性擠壓和來自社會層面的抗爭和壓制，政策闖關調整能否成功沒有確定的保障性機制；其五，中美關係回調與中美經貿談判的接力議程，對拜登是最大的政治考驗。中美蜜月期不再，但拜登又不準備繼續特朗普的新冷戰路線，而中國早已戰略警醒並制定了系統完備的安全戰略和發展規劃，不以美國總統及外交政策的具體變動為轉移，這就可能導致拜登政府難以從中美關係上獲得為國內民眾及盟友認可的突破性進展，反而可能因其妥協性取向而遭受廣泛的批評；其六，拜登的路線回調涉及非常複雜的利益重組和政治、外交規範的重構，有些是利益交換和安撫，有些是選舉回報，有些是理念回溯，有些是結合當下的國內外形勢與戰略需求的保留，這些都需要精細辨析和重新研究，民主黨是否有足夠的戰略平衡能力、執行人才及處理應對內外複雜風險的控局機制，以及拜登自身的精力和能力是否提供了超過特朗普的領導力支撐，都屬於未知數。 　　總之，我們觀察特朗普主義向拜登時代的轉型調整，不能簡單地看雙方的競選綱領差異，而需要立足美國與世界的大格局與大戰略，準確判斷出特朗普主義提出和回應的問題性質及其沉澱下來的理念和政策，這些是拜登難以簡單回調和消解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拜登政府仍有基於民主黨執政理念和全球化路線的調整空間，這一回調動作不僅能夠回應和安撫美國的跨國公司、全球化精英與金融集團的利益，更可以得到盟友體系及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系列博弈相關方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合作。經由拜登的回調治理，美國被特朗普極限煽動起來的種族主義、逆全球化、冷戰主義及瓦解破壞既定多邊治理秩序和自由貿易秩序的危險風潮及其破壞性預期將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和治理，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將迎來一個短暫但關鍵的調整喘息期。 　　三、貿易戰的繼續與中美關係的四個隱喻 　　　拜登時代，由特朗普開啟的中美貿易戰仍將在一定範圍和強度內持續下去，但極端升級的風險性可以得到管控。這是中國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歷史契機：其一，通過與美國的正當對抗，給全世界一個正面印象，即中國堅持自由貿易、WTO規則及共享性發展倫理，破壞規則及造成各國利益損失的麻煩製造者是美國；其二，藉助貿易戰契機重新佈局國內產業及充實“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加快推進“非美經濟共同體”的新全球化體系建構；其三，以中國經驗為基礎，真正探索出一條“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路，真正解決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難題，逐步超越1500年以來西方主導的“地理大發現秩序”，塑造一種陸海統籌、南北貫通、內外協調的新世界秩序；其四，貿易戰及相關的後續危機應對，正好是對2018修憲新體制正當性的一種間接證明，也是對其實際的制度效能的一種歷史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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