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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走不出的五四 | |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11:34:53 |
我1978年春上大學,趕上思想解放運動,那時候,我們模仿“五四”新青年,談啟蒙,辦雜誌,思考中國的命運。後來念研究生,學的是中國現代文學,那就更得跟“五四”對話了。其次,我在北大讀博士,畢業後長期在這教書,而對於北大人來說,“五四”是個永遠值得追懷的歷史時刻。無論學術、思想還是文章趣味,我都自覺跟“五四”新文化血脈相通。第三,這也與我近年關注現代中國大學命運有關。最近十幾年,在文學史、學術史之外,大學史成了我另一個論述的焦點。在我看來,大學不僅僅是生產知識、培養學生、出科研結果、出“大師”,它還有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那就是通過知識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裡。這是我心目中“好大學”的一個重要標誌。“五四”時期的北大就是一個典型,它抓住了從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折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將其“才華”發揮到淋漓盡致。別看世界上那麼多一流大學,真有北大那樣的機遇、那樣的貢獻的,還真不多。 我所學的專業,促使我無論如何繞不過“五四”這個巨大的存在;作為一個北大教授,我當然樂意談論“輝煌的‘五四’”;而作為對現代大學充滿關懷、對中國大學往哪裡走心存疑慮的人文學者,我必須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見與偏見。在這個意義上,不斷跟“五四”對話,那是我的宿命。 就像所有光輝的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一樣,“五四”當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學術研究為例,我曾經說過,“五四”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學術範式,可以簡要地概括為:西化的思想背景;專才的教育體制;泛政治化的學術追求;“進化”、“疑古”、“平民”為代表的研究思路。這一“範式”,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文化建設,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也產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學家討論激進主義的利弊,歷史學家重評儒家文化的功過,文學史家反省平民文學崇拜,所有這些,都是力圖在學術層面上“走出‘五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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