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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是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複合轉型的過程 |
中評社北京1月5日訊/城鎮化不是單一的經濟過程,而是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複合轉型的過程。上海證券報發表財政部科研所副所長劉尚希文章稱,如果把人類社會比作一個有機體,那麼城鎮化就不只是社會這個有機體發生的種種物理變化,如空間、狀態的改變,而且還包含著種種聚合、分解和再聚合的類似化學變化過程,會給這個社會帶來許多不曾有的新東西,包括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生活的、交往的、觀念的、制度的、道德的等等各式變化。但社會的“化學反應”是難以控制和預料的,這是一個自組織過程,誰也不知道,在眾多經濟、社會、文化元素相互反應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新東西。這個過程本質上是不確定的,而且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因而總是伴隨著公共風險。
文章指出,公共化,這是把握城鎮化內涵最重要的方面,是城鎮化的本質。以工業化為基礎的城鎮化,形成了新一輪的公共化過程,衍生出不同於鄉村文明的城鎮文明。它區別於鄉村文明的地方,就在於公共化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程度。隨著集中化、組織化和規模化的推進,公共化過程就會凸現出來,產生大量公共性問題,帶來大量公共事務和公共需求。社會的現代性,實質上就是公共性。例如集中居住,就產生了公共空間問題。一個小區里就有公共道路、公共綠地等公共設施;一幢樓里就有公共過道、公共電梯等公用設施。人們之間交往也變得公共化,鄉村社會那種基於血緣關係而展開的人情交往關係隨之終結,而代之以專業、契約的理性交往。以專業分工為基礎的人與人關係通過職業聯繫起來,鄰裡關係只具有單純的物理空間意義。公共文化、公共道德、公共規則和公共選擇等公共化問題就成為維繫現代城鎮文明的核心內容,是通往人類未來文明的橋梁。但人們對公共化的認識和相關的知識至今都是零碎,因此,公共化總是伴隨著不確定性的放大和公共風險的增加。其實,各種公共化形式的外殼總是裹著各式各樣的公共風險。城鎮化,意味著我們要與不曾碰面的各種新的公共風險打交道。
文章表示,城鎮化可以規劃,規劃本身也是人類歷史上城鎮化風險與危機的負反饋結果,但難以設計。當今的人們難以設想未來的城鎮化會是什麼模樣。因為城鎮化不是發生在一個靜態的、單獨的地理單元,而是全球互動的。中國東部許多新型城市的興起,就是參與全球化過程的結果。經濟的全球化帶動了中國的城鎮化。地球上已有超過一半的人居住在城鎮,在全球化浪潮中,“地球村”正向著“地球城”演變。這是一個網絡化的複雜過程,城市、小鎮、鄉村都將納入到這個網絡中來,將地球的各個角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城市主導的這個包含經濟、社會、文化的複雜網絡並未定型,人類至今不知道它將會向什麼方向演變。全球的城鎮化仍處於探索之中,並未終結,發達國家也是如此。1933年世界性的《雅典憲章》提出要尋找城市新模式,長期未果。至上世紀90年代,歐共體專家認為“正是目前的城市是不可持續發展的元凶”;2000年,一百多個國家代表參加的未來城市大會上《柏林宣言》認定“全世界的城市沒有一個真正做到可持續發展”;上海世博會前夕國際展覽局主席呼籲“我們不能閉上眼睛,現在別無選擇,必須創造出一種新型城市模式,這是上海世博會的使命之一”。就此來看,城鎮化仍未找到什麼規律,所以難以人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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