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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月刊：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政黨交往分析

http://www.CRNTT.com   2024-05-18 00:13:43

黨的十八大以後，面對一度因安倍錯誤言論及強硬對華政策而陷入僵局的中日關係，正是自民黨“友華派”政治家的訪華活動發揮了打破政治僵局的重要功能，並推動開展領導人高層對話。此外，作為“自公政權”一員的公明黨也積極發揮了兩國溝通的第二管道作用。在政府層面的交往陷入僵局時，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執政黨“友華派”政治家的往來發揮了良好的補位功能。 　　第二，把握發展的普遍性，強調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加強合作。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在對外交往中堅持以意識形態劃線的主張，然而“極端的意識形態對中國外交的影響多是負面的，一度與別國外交關係受到嚴重破壞，並使中國的外部環境極度惡化”。⑤中國共產黨與日本政黨友好交往的同時也時常因意識形態差異而產生矛盾和分歧。 　　進入80年代後，鄧小平深刻總結國際共運正反兩方面經驗，提出了正確處理黨際關係的四項原則，即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在黨際關係四項原則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黨際關係中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異同為條件，主張不計前嫌，相互諒解。⑥此後，在與有著較強保守主義傳統的自民黨交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堅持貫徹超越意識形態的立場，從而減少了兩黨分歧，發展了友好關係，進而在推動中日關係改善和促進經濟合作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雙多邊重要外交場合中，多次強調摒棄意識形態偏見，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執政黨的交往也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開展的。安倍“梅開二度”伊始，在中日關係陷入僵局時，正是兩國執政黨基於超越意識形態的立場，才使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 　　第三，把握聯繫的普遍性，利用經濟往來促進政治往來。在普遍聯繫的世界中，中日執政黨間的政治往來和國家間的經濟往來也是相互促進的。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及鄧小平為互換條約批准書的訪日安排，成了建立後來中日經濟關係的重要里程碑。⑦和平友好條約生效後，兩國執政黨交往時很好地把握住了經濟往來這一紐帶，從而通過經濟往來促進了政治往來。 　　1979年9月，中國方面正式向日本提出日元貸款請求。在對華日元貸款決策過程中，作為執政黨的自民黨領導層從總體上採取了肯定態度，大平正芳、河本敏夫等黨內重要政治家更是明確表示要積極實現對華貸款政策。⑧同年12月，大平首相在訪華時正式提出開展對華援助。日後基於日本對華援助而衍生的中日經貿往來，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日兩國政府和執政黨之間政治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在1989年，雖然日本凍結了第三次對華日元貸款，但自民黨有意推動儘快結束制裁並恢復貸款。1989年7月，日本首相宇野宗佑表示在出席西方發達國家首腦會議時提議反對制裁中國，這一主張也得到了自民黨內重要政治家、前首相中曾根、鈴木、竹下三人的支持。⑨正是在自民黨高層的支持和推動下，日本政府才得以在次年即解除對華經濟制裁，從而使中日關係迅速解凍。借助取消經濟制裁，自民黨傳遞了增進中日兩國政治互信的積極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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