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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教改的“中國困境”

http://www.CRNTT.com   2011-05-24 11:40:46

“平均教育”與“精英教育”之辯 　　從基礎教育體制的弊病上來看，韓國與中國如出一轍：片面追求升學率，學生課務負擔過重，為了取得好成績，學生放學後還要去課外輔導班補課。補習班費用(在韓國稱作“私教育費”)很高，導致很多貧困家庭不堪重負。結果是，家境好的學生能夠上得起補習班，成績也往往優於家境貧寒的學生，這又導致了教育不均等引起的階層分化現象。 　　鑒於此，1974年，韓國推行了“教育平均化”政策，口號是“公共教育正常化，減少私教育費”，“教育讓大多數人滿意”。 　　其具體做法是：教育統一化，強調“整齊劃一性”。每個階段所有的學生使用統一的教科書，取消“公、私立”學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學考試，廢除重點學校、中小學生就近入學(學生可報志願上居住地附近的幾所學校，最後抽簽決定，類似於中國一些大城市實行的電腦派位錄取中小學生)。一年一度的高考由教育部統一命題，劃定錄取分數線，各名牌高校再根據自己的情況，確定新生錄取分數線等等。 　　這其中，嚴格實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許高校自主舉行入學考試、自主招生；不允許各高中學校按高考成績劃分重點非重點校；不允許私人捐款入學(類似中國交贊助費上學)”。 　　“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幾十年來，擁護者和批評者比例相當。擁護方認為，該政策對防止基於教育不平等導致的社會兩極分化有積極的作用，符合“不患寡患不均”的儒教倫理。批評方則認為，“教育平均化”政策剝奪了學生“選擇教育”的權利，人為拉平學生天賦的優劣差距，是用“標準化教育扼殺學生個性化”，一定程度上導致“學好學壞一個樣”、“學習無用論”。 　　應該說明的是，韓國實行教育平均化政策30多年以來，並不是各屆政府都不折不扣地貫徹實行的。大體來說，主張公平高於一切的進步派左翼政府執政期間，推行平均化政策更積極一些，而宣揚效率優先的保守派政府上台就會多少有些變通。 　　如2003~2008年盧武鉉執政期間，就堅決反對所謂精英教育，尤其反對重點大學壟斷優秀生源。他說，“重點大學別要想選拔千裡挑一的人才，能對百裡挑一的英才加以培養就很好了”。他甚至主張大學也要“平均化”，他的幕僚甚至建議取消名牌大學原來的名稱，改稱國立第一大學、第二大學、第三大學等。反對派則批評盧武鉉之所以這樣“仇視”名牌大學，是因為他自己從未上過大學。 　　2008年李明博上台後，則主張大膽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建議從平均化的教育體系轉變為“以自主和競爭，強調效率為基礎教育先進化體系”，其核心是“培養符合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型人才”，重點是高考的正常化，認為高考應由各大學主導，政府只是提供協助。 “教育平均化”幾十年，“私教育”人數卻大幅增加 　　但即使是在推行教育平均化最嚴格的年代，韓國仍然有精英教育的領地。在全國有一定數量的特殊目的的高中，比如英語高中、數學高中、科學(物理化學)高中等，師資水平高，學費貴，個別頂尖的學校除了韓語和韓國歷史課外，都用英語直接授課。 　　家長為了讓自己孩子將來考上名牌大學，想方設法讓孩子進入這些特殊目的的高中。而學生在正規學校接受的是平均化教育，很難考進這些門檻很高的高中。增加競爭力的唯一辦法就是課後進入輔導班補課，為此要付出昂貴的私教育費和精力。 　　因此韓國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實行“教育平均化”幾十年來，接受私教育的人數卻在大幅增加：1980年，13%的小學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接受了課外教育；而到了2003年，這一數字分別上升到83%、75%和56%，現在恐怕還要更高。 　　為了釜底抽薪，根本做到學生減負、降低私教育費，各屆政府多次設想過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如不以高考分數為錄取惟一標準，還要根據學生的才能和專長決定是否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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