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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改革不是簡單打倒既得利益

http://www.CRNTT.com   2012-03-08 10:43:33  


 
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口在哪里?

  我們發現,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來的改革圍繞著兩個重大目標,即“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不僅是要改革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且也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途徑和方法。“和諧社會”是社會改革的目標。社會改革的核心在於社會制度建設,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住房保障等等。和前一階段相比較,社會制度建設已經成為新一階段的改革重點。我認為,現階段和未來十一年的改革應以社會改革為重點。

  《21世紀》:為什麼社會改革應該成為現階段的改革的重點?

  鄭永年:主要原因有四個。

  首先,通過經濟改革,中國逐漸地產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領域。在改革之前,中國社會並不存在著這樣一個領域。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嵌入在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體系之中的。在計劃經濟時代,每一個企業都是一個小社會,企業負責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成員的生老病死。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開始從經濟和政治領域分離出來。1980年代,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直接把農民解放出來,轉型成為新型的農村社會。除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村出現了大量的鄉鎮企業工人。之後,隨著城市改革的開始,又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工。今天,中國農村已經出現極其複雜的社會階層結構。在城市,經濟改革的成果是,一方面將國有企業原來承擔的社會功能去掉,讓社會來承擔,另一方面在國有企業之外發展非國有部門,而社會就產生於這個過程。因此,社會力量的成長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前提體現。

  其次,通過以經濟改革為主體的第一階段改革,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得到確立。總體的社會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須找到新的突破口。較之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並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會上下容易取得共識,因此比較容易進行。

  再者,社會改革是為了“還債”。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制度自然解體,包括之前的教育、住房、醫療、社保等社會制度。但同時以經濟為主體的改革又沒有能夠提供另一套社會制度體系。新制度必須通過社會改革得以建立。因此,通過社會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會體制是唯一的選擇。

  此外,社會改革也可以為深化經濟改革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出口外需驅動型的,現在外部需求萎縮,那麼中國建立內需驅動型經濟,就顯得非常急迫。談擴大內需談了很多年,但為

  什麼一直沒多大進步?因為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落後,老百姓不得不通過儲蓄來自己解決社會保障問題。而且新的“三座大山”——住房、醫療和教育,讓普通人不敢輕易消費。因此,社會改革的推進,可以減輕城鄉居民的壓力,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意願,為內需型經濟的成長提供動力。

社會改革,已經不能拖延。

  《21世紀》:相對行政體制改革,為什麼社會改革已經不能拖延?

  鄭永年:現在是社會改革的戰略機遇期,如果錯過了這個機遇期,可能想改也沒辦法改了。現在經濟增速雖然趨於放緩,但以中國的經濟體量而言,8%或9%的增速還是相當高的,而且財政收入增速遠高於這個速度。這說明改革的經濟和財政條件很好,手裡有錢,就要趕緊做,否則等到經濟增長低速而政府財政縮水的時候,社會改革就很難了。

  此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社會矛盾已經很深,再不改革,穩定可能會出問題。盡管維穩成本已經很高。社會矛盾的問題,還是要通過社會改革來進行,你不改革,就會被改革。

  從歐洲的經驗來看,在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各國也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但是後來積累了很多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和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看到。當時歐洲這些問題得不到執政者的重視,最終導致了很多暴力的工人運動。但是,對比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亞洲經濟體,他們在二戰之後同樣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也遇到了很多社會問題,但是並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的暴力革命。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在適當的時期,通過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建設,培養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化解了社會危機。

  這也就告訴我們,社會改革要選擇合適的時機。綜合國內各種條件來看,我們現在的時機很好,一定不要錯過這個戰略機遇期,不要等到發生重大社會危機之後再改革。改革就是要“先發制人”,來防止社會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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