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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劍:中國的“邊緣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4-24 10:37:51  


 
  邊緣人物改寫歷史

  邊緣革命的主體必然是邊緣人物,這是一個不可被忽略的敘事部分。

  在1980年代改革史上,以“傻子瓜子”年廣久、“承包大王”馬勝利、“襯衫大王”步鑫生和小崗村幾個農民為代表,從社會最底層脫穎而出,成為那個時期的改革先鋒。雖然最後曇花一現,但是他們激活了改革熱情,書寫了改革史的最初篇章。他們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他們身後,是一大批不為人所知的邊緣人群,因為各種原因,被體制早早淘汰出局,只能被迫在社會邊緣地帶尋求生機。中國的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就是由這些人開拓出來的。

  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人民群眾何時真正成為過歷史主人?決定歷史的主要力量還是那些英雄、精英和領袖,人民是在他們的主導下,按他們設計和規定的生活方式生存。惟有上世紀80年代,邊緣力量的自發行為推動改革,改寫了中國歷史。邊緣力量是由無數邊緣人物組成的,他們在極其艱難的生存壞境中,依靠生存本能、常識和最低限度的知識,在堅硬的體制外面,像螞蟻啃骨頭那樣,一點一點開掘出自己的發展空間。

  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在最近10年,在國家權力大幅膨脹和國有經濟大幅增長的同時,社會邊緣力量一直在自主運行著。隨著時代的進步,它們所要完成的任務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980年代的四大邊緣力量主要限於經濟領域,它們共同追求的是經濟上的各項權利;而1990年代以來形成的社會邊緣力量,有著更廣泛的訴求,不僅涉及經濟和政治權利,而且涉及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公共服務、慈善捐贈、消費者權益保護、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等幾乎所有社會領域。尤其是在涉及公民財產和人身權利時,來自邊緣力量的抗爭,推動了這個時期僅有的一些制度進步。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在媒體人和法律人的推動下,迅速演變為一個全國性討論,城市遣送收容制度成為眾矢之的,國務院廢除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2009年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民怨沸騰,國務院推出了新的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2012年陝西鎮坪強制墮胎事件,激發了國人對計劃生育制度的廣泛質疑,普遍要求終止這個制度。“任建宇勞教案”和其他幾個勞教案,在媒體和維權律師的積極干預下,動搖了存續50多年的勞動教養制度。“烏坎事件”的意義更為重大,表明農村領域的改革已從權利進入到權力階段,農民已經意識到,沒有政治權力,經濟權利就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進步,來源於底層力量的推動,來源於邊緣人物的遭遇和命運。他們身不由己地被捲入一個偶發事件,他們的悲慘命運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進而引發制度變革。他們其實並不是孤立的個體,他們遭遇的苦難和迫害,對所有不享有特權保護的人們都具有同樣的現實性。這些邊緣人物以他們的受難,喚醒了社會各個階層的權利意識,由點到面,從下到上,逐步形成了推動制度進步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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