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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城市化應謹防“歐洲化”

http://www.CRNTT.com   2014-05-07 09:10:39

各方面的效率惡化 　　與此同時，當資源配置違背市場規律的時候，一定會帶來效率惡化。通過計算基於企業數據庫的全國層面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可以發現，2003年之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是越來越快，但2003年以後，這個增長率是下滑的，這個拐點和政府把大量資源往內地配置的時間是吻合的，也即政府對於資源的配置帶來了生產效率的下降。 　　圖4體現了企業間資源配置效率惡化的情況，以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標準差表示企業效率之間的差別。如果有一個企業A，一個企業B，A比B的效率高，在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下，由於A的利潤高，B的股東會把B賣掉，去買A的股份，A的規模就會擴大，而B就會縮小，一直可以縮小到這兩個企業效率一樣。隨著時間推移，企業之間的效率差距縮小表明市場在有效配置資源。圖4中計算了中國企業的TFP差異，藍色菱形線表示的是所有企業，紅色方塊線表示的是那些在整個期間一直存在於樣本中的企業。可以看到，2003年以後，中國企業之間的TFP差距在增加，說明一定存在政府的力量在阻礙市場配置資源，也就是說，2003年以後，反而是生產效率比較差的企業得到了更多的經濟資源。 　　接下來我們在圖5中把企業分成東部、中部、西部三組，於是得到TFP標準差的三條線。這三條線的位置是東部最低，表明東部企業之間效率差別最小，東部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最強，然後是中部和西部。從拐點來看，東部在2003年以後幾乎沒有出現很明顯的拐點。到了中部，明顯的拐點出現了，到了西部，拐點更為明顯。圖4和圖5中2003年前後的拐點和前面所說的政府政策在2003年的拐點是一致的。 　　政府對建設用地指標的區域平衡分配也導致了內地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最近中國高層領導人講話，都會講中國出現“地的城市化快於人的城市化”的問題。而我們發現地的城市化快於人的城市化的問題不是一個全國的問題，而是中西部的問題。我在幾年前一篇論文中曾計算過1990-2006年非農業人口增長與土地面積擴張的平均速度，正好已經跨過了2003年的政策拐點。非農業人口的增長速度表示城市人口增長速度；而城市建成區擴張速度作為城市土地面積增長速度，由此可以看到，地的城市化速度（7.77%）的確明顯快於人的城市化速度（4.56%）。當把中國城市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城市三組則發現，東部這兩個指標很接近（兩者之差為1.80%），但是到了中西部，兩個速度的差異就擴大了（中西部分別為2.94%、5.23%）。當內地省份把大量的地用於建設工業園的時候，由於交通運輸成本太高，吸引企業投資很困難，導致內地城市創造就業能力沒有那麼強，於是土地浪費現象很嚴重。 　　當內地使用大量的土地建工業園，而東部的發展卻同時受到嚴格的土地供應限制，當大量人口流入，而用地又受到控制的時候，結果一定是地價和房價的上漲。我們選取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四個年份的數據分析當年的職工平均工資與房價的關係。一般來說，一個地方工資越高，房價越高，工資和房價呈正相關關係。我們把中國城市分為東部與中西部兩組：2001年，東部與中西部在房價、工資關係上沒有出現分化； 2004年，東部一組的房價相對於職工平均工資的水平有一些提高；到了2007年和2010年，東部一組出現了非常明顯的房價快於工資上漲的情況，這與土地供應相對收緊的政策有關。一方面人往高處走，不斷地流入；而另一方面，在土地供給上，東部城市的土地受到控制，相對份額減少。當房價上漲的時候，對於農民工而言在東部城市會面臨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時隨著地方政府在內地的投資增加，內地則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農民工就會選擇留在本地工作，結果是沿海地區進一步出現“民工荒”，需要通過漲工資來招到勞動力，所以最終導致房價、工資輪番上漲。 　　很多人都認為這樣的區域發展政策是在幫內地，可是如果想深一點，當沿海地區出現工資、房價同步上漲的時候，內地的發展也不容樂觀。以浙江為例，浙江生產成本上升，會出現大量企業關門退出的現象，原來在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會向東南亞國家遷移，能在沿海地區繼續生產的企業生產效率一定更高，可以忍受高成本；遷移的更多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內地企業由於地理劣勢，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不會轉移到內地，而是直接轉移到東南亞。而轉移到內地的企業不少是國有企業、資源性企業和污染性企業，儘管口頭上說內地不走沿海地區的工業化老路，但是地方政府官員一定會願意以環境換取GDP的發展，所以現在大量的污染企業在往中國內地遷移，會造成內地的污染問題。中國的河流是從西往東流的，這意味著把污染企業往內地遷，污染從上游往下游走，還會加重河流的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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