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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共識——尋找全球化的新動力和新結構

http://www.CRNTT.com   2016-09-08 07:19:11

杭州共識：開啟全球化4.0新動力 　　中評社北京9月8日電／　G20會議於9月4日至5日在杭州舉行。這將是全球化4.0時代的重要開端。 　　第一財經發表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邵宇文章表示，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儘管世界經濟經濟逐漸復甦，但發展前景依然不容樂觀。更為突出的問題是，眼下全球化體系正處於裂變的關鍵期。英國脫歐事件的衝擊充分預示了全球化3.0進程停滯，地緣風險有所集聚，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甚至反全球化情緒正在蔓延，技能創新與資本的不平等分布，以及民粹和民族主義的力量上升，都會給世界經濟增長復甦之路帶來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杭州舉辦的這次G20峰會提出了“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主題，也是歷次峰會中首次聚焦全球增長中長期動力。在“加強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等重點議題下，能否達成杭州共識，形成西湖體系，將是向世界展示對於未來經濟發展的“中國方案”的重要機遇。 　　全球化3.0的終結 　　文章稱，以8年前的2008美國次債危機為起點，我們可能已經徹底送別了那個超凡增長的黃金時代。從金融危機發生到現在，傷口是不是慢慢在愈合，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經濟是不是應該從危機中慢慢緩過來，現在看來這樣的判斷可能過於樂觀。如果期望因為一些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相應的政策調整，又能回到原來的增長路徑或者全球化的高潮階段，那麼這種期望可能已經破滅了。我們的觀點是，全球化已經結束，或者確切說，全球化3.0已經結束了。 　　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世界經濟進入了失去貴金屬約束的美元本位時代。信用貨幣體系下，美國成為了全球貨幣政策的實際制定者。貨幣不再中性，美國不再收縮，美元霸權的全新模式開始驅動全球經濟，整個世界都開始為綠紙片瘋狂。美國的貨幣，中國和印度的勞動力，日本和西歐的技術，中東和俄羅斯的石油，全球的市場;各主體入局的時間雖然各不相同，但美國在這套模式中通過鑄幣權和技術開放的優勢，始終居於食物鏈的頂端，並引領了“盎格魯—薩克遜”經濟體系的狂歡。這個所謂的第二代布雷頓森林體系並不是一個靜態的國際貨幣安排，而是一個動態的體系。以美元為首的國際貨幣從實體和金融兩個維度加速了的全球經濟貿易一體化，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各主體要麼作為生產者(日本、德國，然後是東南亞、中國和印度)，要麼作為消費者(美國、南歐、西歐)，要麼作為資源提供者(石油國、俄羅斯、巴西)，都在這個體系構築的食物鏈中生存，這就形成了三個世界的新全球產業格局。 　　現在看來，金融危機猶如連鎖店，美國的危機源於過高的居民部門的杠杆和債務，歐債危機則源於過高的政府部門杠杆以及債務，新興市場危機則源於過高的對外部門的杠杆和債務，最終的貨幣體系危機則源於杠杆可以無限高的貨幣部門即信用貨幣體系下的中央銀行，貨幣體系危機意味著匯率的巨幅震蕩、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和惡性通貨膨脹。但為什麼我們既看不到通貨膨脹，還居然有了名義負利率，這是因為核心通脹被當下全球製造業的產能過剩所壓制。所以其實全球化3.0的繁榮就是發達經濟體居民和政府加杠杆和擴張需求的過程，也是新興市場獲得外來資本增加產能，來完成原始積累和經濟追趕的過程，這伴隨著以美元為核心的貨幣部門的流動性的洪水泛濫，這個過程一度十分甜蜜，現在一旦進行再平衡和結構調整，就會不斷體現在全球化倒退、去杠杆過程的連鎖金融危機以及以鄰為壑的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崛起上。 　　例如在經濟方面，美國的製造業回流與能源獨立使得其需求逐漸“內卷化”;全球貿易失衡雖有緩解但增長卻長期萎靡，貿易增長從一度高達8%的水平跌落到1.5%附近，進入所謂“新平庸”狀態;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回合事實上已經死亡，但形形色色的區域合作(TT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REC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卻在分割式地蓬勃發展。在金融方面，美日歐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量化寬鬆，但在2016~2017年可能會分化嚴重，美聯儲在未來幾年內可能會持續加息，並且收縮資產負債表;而中國在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更多話語權的同時，也開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駕馬車”(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在地緣政治方面，中東局勢越發混亂，伊斯蘭國恐怖崛起，俄羅斯也日益激進，西太平洋驚濤駭浪;而中國開始積極推行“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並漸次進入地緣熱點區域。總體而言，未來一段時間，全球經濟、政治和地緣方面，黑天鵝和蝴蝶效應此起彼伏。這背後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再度分化，並且在部分脫鈎，特別是美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協調全球宏觀經濟政策以及改革現有世界經濟金融體制的意願在下降。另一方面，最核心的原因還是傳統全球化3.0模式的斷裂，準確的說，是來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進程的停滯甚至逆轉。美國和美元主導的全球化3.0模式具有內在缺陷，單極貨幣和需求驅動容易誘發全球貿易和投資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機基因。 　　近期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則成為全球化逆轉的重要標誌之一。1995年願意加入歐盟的英國人比例是67%，而到了2016年願意留著歐盟的英國人的比例是48%，20年時間發生了什麼，為什麼20%的人立場變化了，他們是誰?統計結果顯示，50歲以上英國人大多選擇離開歐盟，而20年前，他們是20~30歲左右，年輕的他們無懼競爭而更看好歐洲一體化帶來的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市場。公投脫歐的結果表明，全球化正在日益變為一種零合博弈，全球化的收益在不同國家和同一國家內部的分配不是均勻的，有人得益有人受損。得益的是大資本、科技新貴和一部分後發的積極參與全球化過程的資源型和製造型經濟體，受損的則是發達經濟體中一部分缺乏技能和資本的傳統勞工階層。儘管科技和資本雖然沒有腳，但它們可以瞬間移動以規避稅收或者施展監管套利，但既有勞動力則不容易遷移，還可能被性價比更高的新移民和產業外包所替代。這也是上一輪全球化的非均衡特質及其陰暗面的體現，也是研究全球化的最佳樣本。 　　一度高歌猛進的全球化亦積累了不少負能量，一方面是貧富分化加劇，財富鴻溝日益擴大，導致需求不足和大規模產能過剩，進而民粹主義力量復甦，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抬頭;另一方面則是流動性空前堆積導致資本過剩，全球1/4的經濟體進入某種形式的負利率和普遍的所謂資產荒。這就是金融的“洪荒之力”，一方面是流動性的洪水，一方面是資產荒，這種力量驅趕天文量級的熱錢跨境跨市場套利和投機如地火奔湧，從螺紋鋼到房地產，從中心到外圍，金融經濟危機連綿不斷;再加上無處不在的數字化技術和以社交媒體為特征的高度實時的信息共享傳播，更如火上澆油般點燃了並成倍放大了民眾的負面情緒，加劇了社會關係的緊張甚至對峙。因此在一部分國家，民主衰弱虛化，不論是理性中產，還是精英治理，都在呈現某種式微之態。他們既感召不了民眾，也馴服不了資本，更調和不了全球化帶來的所謂文明的衝突(難民和移民問題)。 　　英國脫歐可能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例如蘇格蘭、北愛爾蘭的分離傾向。而歐洲其他國家的眾多右翼政黨正在摩拳擦掌爭相效仿。在歐盟內部退歐風潮暗流湧動的背後，是“疑歐”主義在歐洲大陸的產生和盛行。在2012~2016年間，大部分歐盟國家對歐盟的支持率都出現大幅下降。對歐盟的不滿主要集中在歐盟強行攤派的難民政策和失效的經濟政策。歐盟的未來難言樂觀，在西班牙、德國、匈牙利、波蘭、比利時、意大利和法國等國家內均有超過40%的民眾認為歐盟在未來將變差。其實聲勢浩大的英國脫歐公投遠遠不是歐盟的核心問題，德國才是最有理由脫離歐盟的，如果這種情緒蔓延開來，會使得歐洲大陸重新回到一戰前或者二戰前的幽暗時光，大國獨自為政，又相互激烈競爭的分裂狀態，而這意味著人類最為前瞻性的、超越民族國家狹隘視野的首次嘗試的失敗。這是遠比通縮引起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更加危險的全球化的衰退。 　　英國脫歐既敲響了全球化的喪鐘，也敲響了區域一體化的警鐘，使得歐洲地緣政治更加複雜，甚至可以被視作恐怖主義在歐洲的勝利，使得全球恐怖主義更為囂張。難民危機極有可能走出歐洲，成為全球問題。以後的歐盟只有兩種選擇：核心國家的更為全方位的一體化或者徹底的分崩離析，所以歐盟對英國採取了毫無挽留的絕決姿態，敦促其迅速進入操作程序，預期談判過程會為英國設置不少成本以儆效尤，警惕連鎖反應並把可能的連鎖反應遏制在搖籃中。從經濟角度來看，英鎊和歐元的可能進一步貶值，也可能會引發全球匯率新一輪貶值浪潮，而歐洲央行在政策上已經沒有太多空間來應對可能的風險。在明年的某個時刻，荷蘭、德國和法國的選舉可能成為歐盟和歐元所不能承受的最終黑天鵝時刻。英國退歐意味著外圍環境處於極度不穩定狀態，風險厭惡會明顯上升，全球資本會尋找避風港，新興市場則將受到新一輪資本外流壓力。 　　而今年更大的風險事件仍然在後面，那就是11月美國大選的最終結果的揭示。無論是主張強力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希拉里，還是可能會重啟各種高壁壘貿易談判的特朗普，不管誰當選都可能將全球化3.0進程進一步推向無可挽回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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