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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中國的農民工與城市化

http://www.CRNTT.com   2010-02-04 10:17:38

1990年代大規模國有企業的破產，也許和農民工現象出現有關係。當然我沒做過研究，僅僅是假設。另外因為我們還沒有完善市場機制，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即使我丟了工作，但是因為工業化、城市化，我的土地會升值，我丟失工作的收益如果小於我從土地升值獲得的收益，對我來講也相當於沒有失業。在美國、韓國、台灣省都有補償的機制。因為我們的土地是政府國有的，因此土地公有制這種補償機制就失靈了。 　　從理論上來講，如果認為這種城市化對政府、對居民收入正的影響和負的影響都有，我們就應該關心淨影響是正的還是負的。周小川在去年6月份的講話中有一句話還是很正確的，就是沒有明顯證據表明中國城市化帶來居民收入大大的增加。這跟我們做的研究結果非常吻合。這是做統計的研究，我用了不同的城市化的變量，也用了很多不同收入的變量，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城市化的變量，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收入變量，都看不出來從1996年到2004年大規模的城市化對居民的收入有正面的影響。 　　我們最近做的農民工調查也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2000年中國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時候，恰恰是中國家庭消費和GDP比例下降比較快的這幾年。在我看來，這和農民工的現象可能有一定的關係，也就是說農民工在產出上的貢獻，要遠遠超出城市化和農民工對消費的貢獻。農民工的收入可以界定在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間，但他的消費行為基本上還是農村居民的消費習慣。收入已經有所提高了，通過一次性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有所提高了，但是消費基本上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年齡段。這裡頭也不是特別複雜，第一個原因就是文化和習慣。我們這些人到美國去，不是剛剛到了美國，消費習慣就是美國人的習慣了，我們還是有中國人的習慣，有消費的慣性。 　　另外一個原因，也可能是有收入替代的作用。我們的研究發現，農民工絕對是農村裡最有能力的勞力。農民工收入的水平和純粹務農的農民家庭收入水平之間的距離非常大。這裡邊很可能有替代的作用，即我是我們家最能幹的，我離開了農村，剩下的這些人產出就減少了，如果認為農民的個人消費不是取決於自己的收入，而是家庭收入，即使個人收入有所提高，可能也不會改變消費的行為。 　　我們的研究非常清楚表明，我們這種嚴重制度的歧視抑制了農民工的消費，也就是戶籍制度。我們調查中的53%的農民工在2003年以前離開農村，但到了2009年，29%的農民工有改變戶口的期望。隨機性的1500個觀測點，沒有調查到1例農民工到了城市裡換到的戶口。而在這1500人裡頭只有30%的人有對換戶口的期望，雖然他們很早以前就離開了農村，很早以前就住在這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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