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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誰是誰的老師

http://www.CRNTT.com   2010-04-17 10:48:14

1685年法國建築大師勒.諾特爾設計了“規則式園林”，園中一切建築布置都嚴格要求整齊、對稱、講比例，連樹木也要行列對稱、品種一致、講究造型。法王路易十四便據此整修了凡爾賽宮，歐洲便廣泛興建這種規則的“法式園林”。坦普爾在具體介紹這種園林藝術之後，又專門寫了一段關於中國園林藝術的妙論。他說中國園林有不規則的自然美，這是更高級的美。  　　英國政治家、散文家威廉.坦普爾(William Temple 1628-1699)撰寫了一批關於中國的雜文。他認為遙遠的中國“不僅可以提供事實，而且能夠啟發思考”。他讀過拉丁文的《大學》《論語》《中庸》，對孔子的“自治、治家、治國之道”和“為政在人”的思想十分讚賞，認為“凡是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  　　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643-1715）執政期間， 從國庫中撥款9200鎊作為年俸，資助白晉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穌會士赴中國傳教。後來，他們先後成為康熙身邊的“教師”和“謀士”，因而，也就成為康熙與路易十四之間，進行溝通的重要橋梁。1699年（康熙38年），白晉著《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書的序言，充滿了關於中國政治文化的客觀資料。他認為“儒學畢竟預示著一種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觀的可能性；漢字也蘊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語言的希望”經過耶穌會士們近百年的傳播，終於從1685年到1789年，在歐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國的文化熱”，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中心”。中國、孔子、儒學，“在歐洲獲得了前所未有過的知名度”。1769年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  　　1687年，柏應理神父（Pere Couplet）帶著一本書、一個人來到巴黎，書的名字叫《孔夫子：中國的哲學家》，在巴黎出版，收了他和郭納爵（Pere Costa）、殷鐸澤神父(Pere Intorcetta)譯的《大學》、《中庸》、《論語》，  　　1688.6.巴黎《學術報》上載文說：“中國人在德行、智慧、謹慎、信義、誠篤、忠實、虔敬、慈愛、親善、正直、禮貌、莊重、謙遜以及順從天道諸方面，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總會感到興奮，他們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有人呼籲多多出版關於中國的書；“中國這個國家，這樣巨大，這樣富饒，土地這樣肥沃，氣候這樣溫和，人口之多幾至不可勝數，而他們的製造工業和治國之道又這樣突出，所以…….可以出版的書比現有的還要多，而且也需要動用最有才能和最有見識的作家。”  　　1696年，曾在巴黎做過外交官的德國漢諾威圖書館館長萊布尼茨將耶穌會中國教務的資料編輯成書出版，書名長得象內容提要一樣：《中國近事——現代史的資料，關於最近中國官方特許基督教傳道之未知事實的說明，中國與歐洲的關係，中華民族與帝國之歡迎歐洲科學及其風俗，中國與俄羅斯戰爭及其締結和約的經過》。同年從中國歸來的李明神父（Pere Le Comte）出版《中國現狀新志》，不久， 1697年3月，法國傳教士白晉神父(Pere Joachim Bouvet)從北京返回巴黎，在布勒斯特港上岸，一身中國清朝的官服。他告訴驚詫莫名的法國地方官，說自己是康熙大帝的欽差，希望法國當局以接待中華帝國皇帝的欽差的外交禮節接待他。白晉神父帶來康熙皇帝贈送路易十四的禮品和一部《康熙皇帝傳》，將康熙皇帝描繪成現實中的哲人王。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出版《中國近聞》。他系統研究了中國哲學，發願要溝通東西方哲學，在其《序言》中說：“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他又說：“就我們目前情況而論，道德敗壞已達到這樣的水平，因此我們幾乎覺得需要請中國的’傳教士’來到這裡，把自然神教的目的與實踐教給我們。這時，英國另一位自然神論者廷德爾發表《基督教探源》一書，又名《聖經原是自然法則的翻版》，直斥“啟示的神學”是不合理的、危險的、是引起種種迷信種種幻覺種種陋規的根源，應予清除；他主張用孔子“簡單樸素的語錄”來“幫助我們闡明後者”他把兩種“宗教”思想(儒與基督)作對比研究，大力肯定孔子學說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抨擊西方宗教神學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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