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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嘉陵江到富士康：農民工自殺悲劇的背後

http://www.CRNTT.com   2011-04-17 09:29:30

“我在四川省南部縣工作，南部縣城位於嘉陵江邊。有時我在江邊看到一具具女屍。聽人指點說："這具女屍是綢廠的"、"這具女屍是織布廠的"、"這具女屍是絲廠的"、"這具……"。後來我了解到，她們中的一些人是近年進入城市做民工的農村姑娘。因為沒有城鎮戶口，往往很難與市民男青年結婚，她們又不願回到農村和農民結婚。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巨大的社會與心理壓力下，選擇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郭書田、劉純彬著：《失衡的中國——城市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73－74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0多年後發生在富士康的密集自殺是否與嘉陵江上的這些慘劇屬同類現象呢？1980年代尚未發生國企產權改革，四川農民工受雇的這些紡織企業都還是國營的“社會主義企業”，和通常認為“資本主義”特有的血汗工廠好像不是一回事。但富士康事件時曾有材料說，富士康自殺員工中有若幹人是因“個人感情”問題而輕生的。這樣說也許是意在擺脫富士康的責任。但是正如20多年前嘉陵江上的慘劇一樣，在這些“個人感情”問題背後是嚴重的社會背景：“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社會又不可能退回農村的困境。 “高福利”的宿舍與“無福利”的城中村 　　為何條件惡劣得多的山西“奪命煤窑”沒有發生勞工密集自殺？因為那里沒有融入問題。山西礦區並非移民目標地，在那里下井采煤的主要是來自中西部貧困地區的成年“農民工”，其中“新生代”較少，他們本來就沒有融入當地社會的期望，只是想打幾年工掙點賣命錢回家。但20年前的嘉陵江和20年後的富士康就不同，那些不幸的年輕人已經無法接受耗盡青春後回鄉終老的命運，但城市又不接納他們。這種“中國特色”的命運不是西方過去的“血汗工廠”工人所曾經歷的。所以富士康雖然是血汗工廠，但“富士康事件”卻並非單純的勞工權利問題，正如南非的“流動勞工”問題也並非西方式的血汗工廠勞工問題一樣。 　　富士康的員工主要是“第二代農民工”，他們沒有務農經歷，鄉村認同感也在迅速消失，而他們身處的深圳又是中國最富裕、最新潮的大都市，作為中國城市中的新星並號稱是移民的機會之鄉。但是他們似乎走不出封閉廠區中的“集體宿舍”，實際上也就不可能成為廠區墻外那個城市社會的一員。墻內的灰暗生活與墻外的繁華市容形成強烈對比。他們不可能在中國房價最貴的深圳買商品房，深圳也不會給他們福利房，他們也不能搭建棚戶、低門檻地融入城市，租住城中村的廉租私屋也時時面臨被“清理”、被“不補償不安置”地驅逐的命運。他們如何安家？生活的目標是什麼？前途何在？人生的意義又在哪里？這是富士康提高一點工資可以解決的嗎？長此以往能不滋生絕望？嚴重“個人感情問題”的發生概率能不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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