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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嘉陵江到富士康：農民工自殺悲劇的背後

http://www.CRNTT.com   2011-04-17 09:29:30

從歧視“農民”、歧視“外地人” 到歧視貧民 　　然而20年前嘉陵江上的慘劇與現今的富士康事件到底還是有些背景的不同。當年農民工跨省流動大潮未興，嘉陵江畔那些紡織企業的打工妹基本上都來自附近農村，她們的悲劇根源就在於那一紙“農村戶口”。可是今天富士康周邊地區的“農村戶口”居民卻截然不同，他們不僅不用去打工，還依靠土地升值，成了向打工者收租的房主。盡管在如今的城中村改造中他們與拆遷當局還可能會有利益博弈，還可能成為強制行為的對象，但與他們的租戶相比，已經不能說還是“弱勢群體”了。因為土地，他們的“農村戶口”甚至往往成為令人羨慕的東西。深圳轄區內現在已經強制取消了農村戶口這一名目，“村改居”、“鄉改鎮”而後又“鎮改街”，所有戶籍居民都已“市民化”，但“被市民”的人們並沒有感覺到好處。事實上，在發達地區與一些“一綫城市”裡依靠“外來打工者”的辛勞，“本地人”中已經基本消除了“城鄉差別”，甚至在前“農民”並不爭取的情況下取消了戶口的類別之差。當年城郊打工妹僅僅因為“農村戶口”就“含恨嘉陵江”的現象已經不複見了。 　　而今天的打工者身份定位主要已不是他有無“城市戶口”，而是他有無“當地戶口”。原籍外地城市的打工者並不比本地“農民”更強勢。而“外來打工者”的處境衆所周知。在強制收容時代，街頭隨意盤查打工者“三證”、無證就抓走的現象，是很平常的都市景觀。於是有了蘇萍，有了程樹良、黃秋香、張正海、樸永根等等一樁又一樁慘案，有了“604次列車上跳車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寶安區囚車上“下餃子似的一個個摔下”死傷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網越撒越大，從流浪乞討、賣淫嫖娼而“三無人員”，從農民工而大學生，從“盲流”而“非法上訪者”，直到2003年大學畢業而且有正式工作的孫志剛也死於“收容”之禍，以致釀成群情激憤，上達天聽。這次事件引起的不滿導致“收容惡法”被廢除，這無疑是中國人權方面的一個進步。 　　可是廢除後的這幾年，人們仍然不時聽到類似的弱勢者在城裡遭遇權力暴力的事。尤其是2009年，培訓教材《城管執法操作實務》關於“城管”抓小販時出手要狠，“不能輕易放過”，要幹得“幹淨利落”，“將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說法在網上披露後，引起輿情嘩然。 　　但人們也注意到：盡管權力暴力的受害者現在與過去其實是類似的一個群體，暴力的理由卻有了很大的不同。過去的暴力收容多以檢查居民證件的名義：改革前就叫“查戶口”（那時連“暫住證”都還沒有，農民因事進城都要一事一開“證明”，否則就有作為“盲流”被抓的危險），改革後允許非本地戶籍者持證“打工”了，就叫“查三證”（通常指暫住證、務工證和計劃生育證），兩者都可以說是直接與“戶籍”有關。而現在的“城管”、“拆違”暴力則以維護“市容”和秩序為名，以“無證攤販”和貧民窟（我們叫“違章建築”）為對象，可以說與“戶口”本身並沒有直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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