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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面時代 我們為什麼都要裝（上）

http://www.CRNTT.com   2011-08-07 09:16:46

“假面”的土壤 　　同為領導秘書，王曉方與秦裕有著不同的人生軌跡。 　　沒有進入馬向東的“圈子”的王曉方，在1999年馬向東落馬後選擇了辭職。八年後的2007年，他接連推出《駐京辦主任》、《駐京辦主任(二)》和《市長秘書》三部長篇小說，成為名副其實的“官場作家”。 　　在《市長秘書》一書中，王曉方借著秘書“雷默”之口，說出了當前官場人士的“兩面性”：一方面有理想，想做一番事業，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正因為如此，他們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敗，但又不願意自毀前程，同流合污，只好明哲保身。 　　這種“明哲保身”，成了“假面”的“正當理由”，為上至高官下至普通官員所效仿。 　　中國官場，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場所，也便誕生了獨特的官場文化。這種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終於有一個初步的總結，卻都是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術數，彌散於官場各個角落。這位道盡“天機”的人就是人稱“厚黑大師”的李宗吾，其一部《厚黑學》處處點破中國官場和人情世故中“說得做不得”、“做得說不得”的兩面人規則。 　　無論是否認真拜讀過《厚黑學》，中國官場中最得意的兩種人卻是將書中精髓演繹得透徹精到。其中一種是真小人，另一類就是偽君子，這種人城府很深，心機很深，深知“詐仁猶自王”的道理。 　　也算是在官場歷練過的秦德君無奈表示：“普通官員與貪官的偽裝還是有所差別的。”王曉方筆下的官場知識分子的“兩面性”，更多的是“源自職業生存的壓力，面對上級領導的偽裝，要麼是為了贏得領導青睞，要麼就是為了領導不反感”。 　　“他們崇尚權力與鑽營平庸的成功，在一個功利主義與拜金主義的大環境之中，做不了自己，久而久之他們在精神上被閹割了。”王曉方對於官員的假面不留情面，在他看來無論是普通官員還是貪官的面具本質無異。 　　當年，身處官場的王曉方，見識了太多官場的詭譎與官員之間的偽善，“我有一種強烈的傾訴欲望，傾訴這幾年官場的‘心靈煉獄’”。離開官場，希望通過文學尋求“心靈家園”的他用一部《白道》去詮釋“尋找自我之道”。 　　現實的情況卻是，即使在普通的官場中的官員也難以“找回自我”，他們都嚴守著“生存法則”，即使不為貪腐，也只得選擇戴著面具活在官場。“包裝”與“作秀”搖身成為社會“時尚”，而延伸到官場，“包裝”就異化成了“偽裝”。 　　這背後的原因，引起了很多專家學者的研究興趣。 　　“官員一副假面出現有著一定的社會土壤與空間，”研究政治學出身的秦德君教授認為，“首先是官場文化中的形式主義和浮誇作風盛行所致；其次是封建文化中的陰暗面在作祟，法家的‘法、術、勢’三字經與儒家虛偽的空談仁義愛惠，造就了官場人物的雙重人格；第三是在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唯利是圖和趨利心態甚囂塵上。” 　　除此外，作為官場文化核心的“官本位”思想如一顆毒瘤存留在官員的身體之中。“偽裝”出良好的公眾形象與仕途升遷有著諱莫如深的關聯。 　　有著 “許三多”(貪污錢多、擁有房多、包養情婦多)外號的原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是刷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官員貪腐的新紀錄的貪官。在杭州官場的他有著極為不錯的口碑，“表現低調、靈活、能幹、謙卑”。得益於精明能幹和偽裝贏來的良好口碑，他的仕途之路可謂順風順水。從一個小鎮的副鎮長，到1995年擔任一個縣級市的副市長，再到2002“令人頗為意外”地出任杭州市西湖區代區長，最終止步於杭州市副市長，難以想象的是，許邁永的貪污腐敗之路與他的升遷緊緊相連。 　　《紅樓夢》中的“風月寶鑒”多次被王曉方提及，他也會去尋思：“為什麼‘風月寶鑒’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反面是真實的世界，而正面中看到的是迷惑人的虛幻，“官員自然只會用虛假的正面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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