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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誰來推動“政治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1-09-28 14:29:59

延伸閱讀： 普京之謎：俄羅斯民主的前景　 　　□秦輝 清華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20世紀後半葉，中俄兩個大國幾乎同時開始了艱辛的社會轉型過程，並從此執手相望，惺惺相惜。“俄羅斯惟一的選擇就是做強國。”8年前，普京的這句話言猶在耳。如今，隨著他行將離任，俄羅斯已然“中興在望”。不過，俄羅斯的轉型依然充斥著眾多不確定性，但不確定性卻正是轉型的魅力所在。  　　作為曾經擁有相似的計劃體制的國家，我們關注俄羅斯轉型，關注普京時代對於俄羅斯未來的意義，關注俄羅斯存在的種種不確定性，當然是希望以此對中國有所啟迪。誰又能說，俄羅斯不是中國最好的參照？  　　評價普京時代，很多人都會提到兩條：經濟高速發展，民主出現倒退。  　　但是這兩條的背後都有太多的爭議。“經濟發展”是否可持續，“民主倒退”是否實質性逆轉，都值得研究。儘管普京的俄羅斯問題多多，儘管橫向比較，按西方標準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確實明顯，然而普京改變了葉利欽以來的轉軌方向嗎？他真的表現出“蘇維埃情結”、轉向“新蘇共”了嗎？如果縱向，而不是橫向比較，在專制傳統悠久的俄羅斯，普京時代應該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個斯大林”嗎？　　  　　“今天恢復斯大林格勒之名，會產生猜疑，使人覺得我們要回到斯大林主義時代去，這不會給我們大家帶來好處。”　　  　　筆者認為，一些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評論明顯是一廂情願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所謂普京“親斯大林”的說法。普京為紀念衛國戰爭、弘揚愛國主義而把莫斯科亞歷山大花園“英雄城市”紀念石墩上的伏爾加格勒恢復為斯大林格勒，曾經引起國內一些傳媒的歡呼，說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實，“英雄城市”石墩是個歷史紀念標誌，與城市的現名及現狀無關。例如眾所周知，列寧格勒劇變後已經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列寧格勒並未改動，你不能以此否認該城現在叫聖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單上的11個城市中，基輔、明斯克等6個都位於前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如今並不屬於俄羅斯，難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著俄羅斯對它們還有主權？同樣，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並非今天的城市名，更與今天對斯大林的評價無關。  　　二戰中的“斯大林格勒戰役”早已載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學著作也沒有把它改稱“伏爾加格勒戰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倫敦至今都有為紀念此戰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廣場、斯大林格勒地鐵站等，這與“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幹。赫魯曉夫當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僅把城市的現名改了，連歷史上命名“衛國戰爭英雄城市”時的名稱也改了，這本身就很荒唐。這種否定一個人就要消除其一切歷史痕跡的做法恰恰是舊時的傳統，實際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復“英雄城市”紀念石墩上的歷史名稱只是恢復常識。而選擇衛國戰爭逢十紀念日來做這件事，當然也有宣揚愛國主義弘揚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說是恢復對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著邊了。  　　因政治榮辱無常而頻繁改地名，的確是沙俄－蘇聯專制文化傳統的獨特現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隨著“大人物”的倏興倏滅，不少城市都更名數次。最多的巴塔爾帕辛斯克市(今俄羅斯卡拉恰伊－切爾克斯共和國首府切爾克斯克)甚至三年間四易其名，兩個“名主”(蘇利莫夫與葉若夫)先後上了斷頭台。以至於人們常說那時地圖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變化。1990年代“劇變”後俄國出現了又一次改名風，這次雖然有過去的邏輯在起作用，畢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經過當地的居民公決，結果並不一樣，也不可能在長官意志下“一風吹”。如葉利欽時代雖然列寧格勒這個城市經全民投票恢復了聖彼得堡的舊名，但該城周圍的州仍然叫列寧格勒州，莫斯科開往聖彼得堡的火車站也仍然叫列寧格勒車站。劇變後這十多年來，在聯邦體制下左派雖然從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葉利欽時期就有左派通過民主競選上台的，他們也曾恢復了一些劇變時廢除的蘇聯時期地名，如列寧的故鄉辛比爾斯克就恢復為烏裡揚諾夫斯克(烏裡揚諾夫是列寧原姓)。唯獨“斯大林格勒”，儘管從2002年起，左派占優勢的伏爾加格勒州杜馬幾次提案要求恢復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確反對。他說：“今天恢復斯大林格勒之名，會產生猜疑，使人覺得我們要回到斯大林主義時代去，這不會給我們大家帶來好處。”正是由於普京的這種態度，今天的伏爾加格勒並沒有恢復舊名。  　　不僅“斯大林格勒”，前蘇聯時期全國曾有三十多個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諾、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諾哥爾斯克、斯大林納巴德等等)，迄今也無一恢復。而如前所述，這些年左派“複名”的努力對其他人並不是毫無成效的。  　　當然，“斯大林城”雖未複名，普京時代確實曾經出現過“斯大林熱”(儘管其熱度往往被誇大)。除了少數左派真是基於斯大林主義，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國”、“秩序”和“保障”這三個方面對現實不滿，因而出現“懷舊”。這並不奇怪。斯大林畢竟死去已半個多世紀，他的體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們對當下的困境總是比久遠的苦難感受更多。俄羅斯古諺說：“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饑荒、肅反、古拉格群島，那個時代無疑有值得懷念之處。但是關鍵恰恰在於，由於俄國體制近十來年的根本改變，那些東西已經不太可能回來了。在斯大林體制不複存在而且難以回覆的情況下懷念那個已經死去不再可能專制的斯大林，懷念那個僅僅作為“大國”和“福利”象徵的老人，這與仍存在斯大林體制的時代借斯大林崇拜來阻撓變革，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同樣，今天“懷念斯大林”的俄國人也許比葉利欽時代多，但投共產黨票的人卻顯然比葉利欽時代更少，這兩者都沒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在當今俄國的條件下，對死人斯大林的懷念如果可以取代對活領袖的頂禮膜拜——目前的確有此苗頭——那它甚至也許更有利於消除斯大林體制複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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