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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知識、權力和責任

http://www.CRNTT.com   2012-06-26 09:02:06

知識與社會的互動轉型 　　很顯然，和以追求秩序和穩定的政治不同，商業所追求的就是永無止境的變化，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經把資本主義定義為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社會自貴族專制社會，到資產階級民主，到大眾民主等社會結構的轉型，就是知識體系的轉型。就是說，不同的社會形態產生不同的知識體系。這兩個轉型是互相關聯的，在很多場合是互為因果的。權力、商業和知識之間互相獨立，互相競爭，從而構成一種動態的平衡。 　　創新和變化是商業的永恒特征，正如秩序和穩定是政治的永恒特征一樣。而這裡，知識是關鍵，知識既可以成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為變化的一部分。中國和西方的這種格局到今天仍然在繼續。 　　知識既可以為社會帶來積極的變化，也可以為社會帶來毀滅性變化。就是說，知識既可以是進步的來源，也可以是悲劇甚至是災難的來源。對知識為人類帶來的災難，在西方的歷史上不勝枚舉。例如法國大革命前的抽象的“人民主權理論”，導致了後來的多數人的暴政。當然，最極端的就是德國二戰前的“種族優越論”，導致了希特勒時代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甚至很多直到今天為止仍然被人們歌頌的知識體系，也始終對人類社會產生著負面的影響。例如近代歐洲產生的“絕對主權學說”，在歐洲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此後，絕對主權的概念不斷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造就了各種形形色色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儘管生產出這一知識體系的歐洲開始拋棄它，但它仍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產生著巨大的負面影響。 　　經濟知識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古典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知識體系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中，其所張揚的市場經濟，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為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其背後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裡應當指出的是，當知識分子群體失去了其獨立性，而演變成商業的一部分、高度依附商業之上的時候，知識可為社會帶來毀滅的影響。西方（尤其是美國）大量知識分子（經濟學家）依附於商業，代表資本的利益，大力提倡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從而結成了商業、知識和政策的利益聯盟，這個利益聯盟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沒有知識這一方，這個聯盟不僅難以形成，而且也不可能釋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在發展中社會，一個社會發展的成功與否，與知識精英所承擔的知識責任是相關聯的。在亞洲，成功的例子有日本和“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首先是經濟發展。這些經濟體在很短的數十年時間裡，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歷程，造就了國際社會公認的“東亞奇跡”。“東亞奇跡”就是對西方模式的偏離，其背後當然是知識體系的偏離。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政治領域，尤其是民主化進程。西方學者和東亞社會接受西方知識體系的學者，都把東亞社會的民主化，視為是西方民主化模式的一個部分，而沒有看到東亞民主化的成功之處就是其和西方的不同。 　　日本被視為是西方式民主，但大多數了解日本民主的學者不會否認，日本民主只是在形式上和西方類似，在實質上是不同的。韓國和台灣也在很短的時間裡，走完了西方民主一百多年的歷程，其成功之處並不在於這些民主具有了西方民主的形式，而在於民主化之前成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例如，除新加坡之外，“四小龍”在民主化進程中也發生了社會抗議運動，但這些抗議運動都具有和平性質。為什麼和平？主要是這些經濟體所造就的龐大的中產階級。如果沒有這一條件，這些社會也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很多發展中國家所經歷的劣質民主陷阱。簡單地說，東亞社會的成就，在於它們沒有濫用西方的知識體系，而是在努力學習西方的同時，抵制了那些不適合於它們自身社會的知識體系，通過知識的創新來建設自己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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