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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校友憶舊時學風

http://www.CRNTT.com   2012-08-12 09:31:26  


 
  鄧之誠諷刺胡適

  王鐘翰在燕京大學的老師,鄧之誠、洪業、顧頡剛三人風格迥然不同,但關係很融洽。王鐘翰向鄧之誠請教學習的門徑時,鄧之誠告訴他,有兩部書要反覆讀,百讀不倦,一部是顧炎武的《日知錄》,一部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二書都經世致用、治學嚴謹。洪業曾留學美國,眼界開闊,治學善於中西對比,致力於建立歷史學科的規範,培養一批掌握現代史學方法的新型歷史學家。顧頡剛則被譽為“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其“疑古”精神對王鐘翰後來致力於清史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抗戰時期,王鐘翰有幸成為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助手。

  鄧之誠有《骨董瑣記》、《清詩紀事初編》等學術名著問世。王鐘翰回憶:“鄧先生是世家子弟,曾祖是曾任閩浙總督的鄧廷楨,曾經協助林則徐查禁鴉片。他年輕時很熱情地參加辛亥革命,到處宣傳革命。他沒有念過大學,但是國學底子深,記性很好,思想也活,作詩作詞寫文章。我認為他的文章是‘桐城派’,沒有過多的之乎者也,叙事簡練有起伏,很不錯。他作派比較舊式,在燕大的時候還有一個姨太太,以前本來是他的侍女,幫他生了兒子,成了姨太太。所以,那些外國老太太借這個理由去向司徒雷登告狀,說:‘這像話嗎?都是自由戀愛的時代了。燕京大學裡邊還有姨太太。’司徒雷登後來找到洪業先生。洪先生就說:‘哎,他是中國的士大夫,中國士大夫都有姨太太,宋朝明朝士大夫請吃飯,每一個人都有姨太太、藝妓陪酒。日本、韓國也是這樣。’他還告訴司徒雷登先生,鄧先生人品好、學問好,有個姨太太是私生活,不要去管。”

  鄧之誠常常諷刺胡適、傅斯年,講課中間就問學生:“同學們,你們知不知道現在有兩個人,一個姓胡名適,一個姓傅名斯年。他們搞什麼學問?胡適就是胡說八道,傅斯年就是附會。”

  洪業的風度

  洪業在燕京大學教書是另一種風度。王鐘翰回憶:“洪先生不講課則已,一講課就會引人入勝。他上課說:‘你們睡覺吧!’但是一個人也睡不著。他聲音大,經常穿插小故事、小笑話,教室裡經常哄堂大笑。洪業先生是比較西式派頭,上課時西裝革履,叼著煙鬥,鄧先生則是舊式派頭。以前他們出身差不多,都是世家子弟。洪先生到美國留學,會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好幾種語言。”

  王鐘翰在燕京大學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是《辨紀曉嵐(昀)手稿簡明目錄》。1936年,中國營造學社印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認為那是清代大儒紀曉嵐的手跡。洪業看了之後感覺從字體及印文上看,並非紀曉嵐之作。王鐘翰看了也覺得不是紀曉嵐的筆跡。所以洪業讓他寫一篇文章“辨別”。王鐘翰按照洪業的思路,拿印行的《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紀氏審定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一對照,發現疑點竟然多達100多處。他將這些發現一一整理成文,洪業把文章推薦到《大公報》上發表。王鐘翰記得當時稿費是27元,算是很高。他很高興,就請同學吃一頓。後來,他把文章拿給鄧之誠,希望鄧先生說幾句好話。結果被潑了冷水,鄧先生說:“寫那麼長幹什麼,幾百字就完了嘛。找幾條夠硬的材料就完了,幹什麼寫兩三千字啊?”王鐘翰多年後悟出:“後來,我知道了原因,是因為寫法不一樣。因為洪先生不但是舊式的考據,同時吸取了英美、法國的方法。鄧先生還是舊式的方法。鄧先生在寫《清詩紀事初編》的時候,節衣縮食買了大量詩集,凡是清朝的詩文集他都收集,今天可能買了一部順治年間的,明天可能收集到一部乾隆年間的,精心篩選了幾百部最好版本的詩文,但是他寫文章很精煉,就是寫他最推崇的顧炎武,也不過是兩千字。”

  抗戰勝利後,王鐘翰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赴哈佛大學留學。從哈佛大學回國後,王鐘翰致力於清史研究,1952年院系調整時調入中央民族大學,由清史研究轉入滿族史研究,1957年,第一本結集《清代雜考》出版,而後出版《清史新考》《清史續考》《清史餘考》,主編《中國民族史》,成為清史和民族史學界的一代名家。昔日燕京和哈佛的學友中,王世襄成為成就斐然的文史專家;周一良成為史學名家,“文革”參加“梁效”,有《畢竟是書生》問世;瞿同祖於1965年回國,被分配到湖南文史館,除政治學習外,無所事事,1978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有《中國封建社會》《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問世;楊聯留在美國,成為國際知名的漢學大師,培養的學生有餘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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