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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界的競爭是國際人才的競爭 | |
http://www.CRNTT.com 2013-10-08 14:07:58 |
但很快我的想法又變了,因為我發現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今天也不可自由兌換,1993年時根本沒有任何跟人民幣有關的交易。當時我出來讀書是希望學成回國服務,這個東西跟中國沒有關係。同時高盛找我,讓我去創辦他們的中國經濟研究,因為以前沒有,沒有中國市場就沒有中國經濟研究。我覺得這不錯,因為這是我的國家,第二我們在讀書時,只要在任何的報紙包括雜誌上有一點點關於祖國的信息我們都如饑似渴的去看,現在高盛花大價錢讓我們去看看中國的信息,分析中國經濟了情況,我覺得太好了。所以我就加入了高盛。當時我去高盛時,全球人加起來只有8000多人,總部中我是唯一的大陸人。我去時做經濟學家,跟我隔壁的一個人聊經濟問題。很多年沒聯繫了,但後來他成為美聯儲紐約分行的行長。在這裡工作讓我看到了世界上最頂尖的投資銀行,他們內部是怎麼運作的,覺得中國也需要有這樣的機構。 1995年高盛把我從總部調到香港,調到香港時使我有更多的機會觀察了解國內的情況,包括國內官員、企業家、學者。我看到一個問題:中國一定是未來世界上金融最有前途的國家。為什麼?金融的本質是把儲蓄變成投資,金融是一個中介。中國GDP增長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超過美國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中國的儲蓄率很高,40%多;美國是各位數。如此意味著中國的儲蓄比美國大很多,把儲蓄變成投資,金融就發揮巨大的作用,所以覺得中國需要現代的金融體系,也能夠創造支持金融體系。所以當時我寫了一個建議書:建立中國自己的投資銀行,跟我的東家高盛等公司競爭。這時候機緣巧合,有句話叫機遇總是垂青於有準備的頭腦。1997年我陪高盛總司的總裁(後來美國的財政部部長)拜訪我的老師朱鎔基。見面時,朱總理就說我的學生為什麼不回來,是不是因為高盛的待遇才不回來的?當時我有回國的願望,所以毫不猶豫地說,只要能夠為國家做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就回來,待遇不是問題。我實現了我的諾言,在半年以後1998年4月我從高盛倫敦辦公室辭職(高盛培養我,把我送到歐洲工作),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國家開發銀行。當時國務院朱總理做了一個決策:把國家開發銀行打造成中國的高盛,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投資銀行。所以籌備了一個小組,組長是現在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我很榮幸被任命為副組長,參與了中國創建自己的國際化投資銀行的過程。這對我而言是巨大的挑戰,因為我沒有在中國工作一天,只是在團委當過書記,對社會、對國有金融機構完全不了解,確確實實是一腔熱血,投入了這個籌備工作。經過了一年半,因種種原因籌備工作擱淺,我很傷心,又離開了北京。這是第一次回來,也是第一次離開。 離開以後,回不到高盛,因為我以前的位置被別人占了。我加入了雷曼兄弟,擔任雷曼兄弟中國區的總裁(當時算是華爾街最年輕的中國區總裁)。2011年後我又踏上了歸國的道路,因為我得到了機會到中銀國際擔任CEO,當時的董事長是銀監會的主席劉明康,他問我要不要加入。我壯志未酬,有這樣一個機會,毫不猶豫地從雷曼兄弟辭職加入中國銀行,擔任中國銀行的CEO。我工作了五年時間,五年後中銀國際在香港市場成為最具投資力的中資投資銀行。當時我們填補了中國很多投資銀行的空白,包括現在很時尚的PE,這也是當時我們創造出來的;還有衍生產品等,也是我們中銀銀行做的。以前中資銀行不具備這樣的能力,而後來包括公司智力、員工待遇方方面面都在向國際化靠攏。 這時候我又離開了,可能我的血液裡老有一些創業的激情。剛開始到中銀國際時覺得很有挑戰性,是中國最大的投資銀行,從業務文化、公司治理進行改革,非常具有挑戰性,非常讓人興奮。五年以後當公司走上正軌後,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管理者,而不是創業者,我又希望有巨大的挑戰,所以和高盛全球總裁合資在香港成立了一家PE公司。因為當時我們認為投行已經達到了頂峰,而在中國市場PE行業會蓬勃發展。所以我就離開了,可以說是在我事業最頂峰的時候離開了。對此很多人不理解,報紙上說是因為國企太複雜,其實沒有,畢竟我從清華大學當團委書記開始加上高盛的訓練和工作經歷,管理中銀國際游刃有餘,我更多的是對事業的追求。 後來的創業艱難,最後是在兩年前我創立了一個公司叫做濤石,和平安保險合資,我們是目前中國最大的能源基金。現在我的事業又到了新的頂峰上。 這時候國家中組部推出了"千人計劃",歡迎留學生回來。我很幸運,不管是第一次回國還是第二次回國都有貴人相助,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人把我叫回來我很榮幸。現在國家到了新的起點和新的局面,從黨中央具體到中組部的"千人計劃",成批量從海外召回留學人才,我是老海歸,當土鱉好多年了,覺得自己應該相應號召,所以兩會以後,我成為一批“千人計劃”專家,回到國家開發銀行擔任首席顧問。這是我的簡單歷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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