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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棄學從政 身名俱滅

http://www.CRNTT.com   2013-12-14 15:10:07  


吳晗與妻子袁震(左
 
胡適:學生應該“讀書救國” 

  胡適主張“科學救國”,反對愛國青年學生到街上去散發傳單,喊打倒之類的舉動,胡適能給吳晗“指示”的當然也是這樣一條道路。吳晗:學生應該參加政治活動 

  在社會交往、互動中,吳晗對社會、國家命運等問題的認識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從書齋裡的學者慢慢轉變為一個街頭的革命鬥士。漂泊西南 吳晗開始直接參與政治運動

  吳晗政治上的逆轉發生在昆明,這與他的社會交往圈子的變化關系重大。1937年,吳晗赴昆明雲南大學任教(1940年入西南聯大任教),賞識他的前輩學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們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聯大,具有留學背景的教授占絕對多數,幾乎壟斷了為數不多的各種教育、學術資源,像吳晗那樣既年輕、又“土生土長”的教授,並沒有太多的朋友和聲望。這些留洋的教授們通過各種聯系紐帶走到一起,形成一個個的交往圈子,相互扶持,而吳晗無論是在知識結構、價值觀念還是生活趣味上,與那些留洋教授的生活圈子是隔膜的。在昆明,生活的窘迫、政治的腐敗以及對國家前途的迷茫和憂慮,壓得吳晗喘不過氣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吳晗開始走進共產黨在昆明的統戰關系網絡,他的妻子袁震是牽針引綫之人。

  1943年初,李文宜(與袁震、袁溥之同學,一起入黨)夫婦接受董必武指派來昆明開展統戰工作。李文宜拜訪老同學袁震時與吳晗相識,又介紹吳晗與丈夫周新民(共產黨員、民盟盟員)認識。不久華崗(時任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亦受董必武指派來昆明。在李文宜夫婦的介紹下,吳晗與華崗見面,交談很是投機。 

  由於袁震的關系,吳晗與周新民、華崗等共產黨人來往日益頻繁,周新民等人不僅幫助吳晗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如幫助袁震聘請醫生治病),還經常談論時局、國共鬥爭、國家前途等這些吳晗頗感困擾的問題。費孝通說,吳晗和袁震是“婦唱夫和”。他深信正是通過袁震,吳晗才對華崗和周新民談及的政治活動產生了興趣,並開始主動而頻繁地參加民主運動。

  吳晗在西南聯大任教三年之久,熟悉民盟教授。因此,在共產黨的統戰工作中,吳晗無形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在西南聯大,吳晗經常與民盟教授們一起參加社會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也保持著密切往來。

  在生活往來中,他們除了慨嘆日益艱難的生活,也討論抗日時局,批判國民黨的腐敗,探討中國的前途命運,在許多社會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吳晗妹妹回憶:大哥與聞先生住在昆明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時,門戶相對,隔窗相望。他們經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討中國的前途命運。聞先生曾書贈大哥一條用鐘鼎文寫的橫幅:“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這樣,曾經承受道德焦慮和社會認同困擾、到昆明後又倍感孤獨無依的吳晗,在與共產黨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社會和國家問題上,有了明確的方向和越來越清晰的認識。而周新民、華崗等共產黨人,由於袁震的關系,也對吳晗寄予了特別的信任,希望他充任共產黨與民主教授之間的溝通渠道。

  1943年7月,吳晗加入民盟,同年秋,民盟昆明支部在華崗等共產黨員的幫助下,成立“西南文化研究會”。這是一個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教授(民盟盟員)為主體的學術團體,研究會每周舉行一次座談會,學術研究與政治討論交替進行,與會者還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新華日報》和《群衆》雜志等。這些教授們通過座談、學習、爭辯、協商,彼此間消除了成見,加深了了解,逐漸生成嶄新的認同標准,即政治上的覺悟或政治態度。

  加入民盟後的吳晗,迅速融入角色,充當了中共和自由知識分子中間的“橋梁”,團結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錢端升、張奚若、向達、費青等人,“爭取他們參加簽名,作公開講演,送給他們書報刊物。”

  這樣,在離開北平後,吳晗建構起嶄新的社會交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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