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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棄學從政 身名俱滅

http://www.CRNTT.com   2013-12-14 15:10:07

吳晗與妻子袁震（左   胡適：學生應該“讀書救國”  　　胡適主張“科學救國”，反對愛國青年學生到街上去散發傳單，喊打倒之類的舉動，胡適能給吳晗“指示”的當然也是這樣一條道路。吳晗：學生應該參加政治活動  　　在社會交往、互動中，吳晗對社會、國家命運等問題的認識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從書齋裡的學者慢慢轉變為一個街頭的革命鬥士。漂泊西南 吳晗開始直接參與政治運動 　　吳晗政治上的逆轉發生在昆明，這與他的社會交往圈子的變化關系重大。1937年，吳晗赴昆明雲南大學任教（1940年入西南聯大任教），賞識他的前輩學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們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聯大，具有留學背景的教授占絕對多數，幾乎壟斷了為數不多的各種教育、學術資源，像吳晗那樣既年輕、又“土生土長”的教授，並沒有太多的朋友和聲望。這些留洋的教授們通過各種聯系紐帶走到一起，形成一個個的交往圈子，相互扶持，而吳晗無論是在知識結構、價值觀念還是生活趣味上，與那些留洋教授的生活圈子是隔膜的。在昆明，生活的窘迫、政治的腐敗以及對國家前途的迷茫和憂慮，壓得吳晗喘不過氣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吳晗開始走進共產黨在昆明的統戰關系網絡，他的妻子袁震是牽針引綫之人。 　　1943年初，李文宜（與袁震、袁溥之同學，一起入黨）夫婦接受董必武指派來昆明開展統戰工作。李文宜拜訪老同學袁震時與吳晗相識，又介紹吳晗與丈夫周新民（共產黨員、民盟盟員）認識。不久華崗（時任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亦受董必武指派來昆明。在李文宜夫婦的介紹下，吳晗與華崗見面，交談很是投機。  　　由於袁震的關系，吳晗與周新民、華崗等共產黨人來往日益頻繁，周新民等人不僅幫助吳晗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如幫助袁震聘請醫生治病），還經常談論時局、國共鬥爭、國家前途等這些吳晗頗感困擾的問題。費孝通說，吳晗和袁震是“婦唱夫和”。他深信正是通過袁震，吳晗才對華崗和周新民談及的政治活動產生了興趣，並開始主動而頻繁地參加民主運動。 　　吳晗在西南聯大任教三年之久，熟悉民盟教授。因此，在共產黨的統戰工作中，吳晗無形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在西南聯大，吳晗經常與民盟教授們一起參加社會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也保持著密切往來。 　　在生活往來中，他們除了慨嘆日益艱難的生活，也討論抗日時局，批判國民黨的腐敗，探討中國的前途命運，在許多社會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吳晗妹妹回憶：大哥與聞先生住在昆明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時，門戶相對，隔窗相望。他們經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討中國的前途命運。聞先生曾書贈大哥一條用鐘鼎文寫的橫幅：“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這樣，曾經承受道德焦慮和社會認同困擾、到昆明後又倍感孤獨無依的吳晗，在與共產黨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社會和國家問題上，有了明確的方向和越來越清晰的認識。而周新民、華崗等共產黨人，由於袁震的關系，也對吳晗寄予了特別的信任，希望他充任共產黨與民主教授之間的溝通渠道。 　　1943年7月，吳晗加入民盟，同年秋，民盟昆明支部在華崗等共產黨員的幫助下，成立“西南文化研究會”。這是一個以西南聯大、雲南大學教授（民盟盟員）為主體的學術團體，研究會每周舉行一次座談會，學術研究與政治討論交替進行，與會者還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新華日報》和《群衆》雜志等。這些教授們通過座談、學習、爭辯、協商，彼此間消除了成見，加深了了解，逐漸生成嶄新的認同標准，即政治上的覺悟或政治態度。 　　加入民盟後的吳晗，迅速融入角色，充當了中共和自由知識分子中間的“橋梁”，團結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錢端升、張奚若、向達、費青等人，“爭取他們參加簽名，作公開講演，送給他們書報刊物。” 　　這樣，在離開北平後，吳晗建構起嶄新的社會交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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