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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陪都重慶:一些曾被忽略的側面

http://www.CRNTT.com   2014-01-18 11:17:33  


 
【1940,陪都物價開始暴漲】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公教人員的生活雖受到嚴重影響,但還未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因為消費品價格的增長相對緩慢:“最重要的是戰爭頭兩年食品價格上漲和緩——在重慶僅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國民黨地區受惠於大豐收——在當時未被占領的15個省中,收獲量高出戰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價格比食品上漲快——例如衣服的價格到1939年年中大約翻了一番,但大多數中國人可以推遲購買新衣服。而住房的費用,除難民群集的城市外,則上漲不大。其結果是在頭兩年裡,大多數人能夠承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不過分困難”。(《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但到抗戰中後期,民眾的生活狀況日益惡化。這種明顯的變化起自1940年,據《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物價史料匯編》所載1937~1941年6月《重慶各項商品平均零售價格表》,從1937~1939年,食品類的價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種食品價格陡然爬升,其中每市鬥中等籼米1937、1938、1939、1940這幾年的價格分別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鬥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價格也基本類似。1940年,王世傑在其日記中也多次提到物價問題,十分直觀地記錄了這一年中米價上漲的驚人速度: 

  3月15日:“據調查,重慶市之物價,如以七七事變時之物價為准(100),在二十八年一月,尚不過一七,到本年一月,則已躍至三八以上。(即每一元之實值僅等於戰事發生時之二角六分)此事最為可慮”。 

  8月9日:“重慶市米價,在政府盡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餘斤)亦達七十元以上。” 

  11月16日:“近日重慶市米價,較諸四星期前,突漲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餘元漲至一百六十餘元)。一般公務人員及教員學生均有斷炊之虞。今午在蔣先生宅商討發給公務人員及學校以‘平價米’辦法。惟辦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結果。” 

  12月7日:“近因米價猛漲(每一市石漲至一百九十元),公務人員及學校教員大都不能維持生活(因薪俸仍與戰前無異)。政府對於渝市實行供給平價米”。 

  另據易勞逸的研究,“在1940年,官員工資的購買力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大約1/5。到1943年,實際工資跌落到1937年的1/10。雖然他們的境況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貼而有所緩解,但官員們經常生活在——用張嘉璈的話說——‘赤貧’之中。”(《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 

【戰時公務員生活一再惡化】 

  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將組長的唐縱,在1943年1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近來羅家灣盜竊甚盛,有一軍令兵盜一褲為督察所緝,泣曰,來局工作八年,每月月薪僅十三元,家有老母,病不能醫,故出此下策,良非得已,夜乘衛兵監視之疏忽,貽信而遁。書曰,窮困出此下策,無以對國家,自殺以謝老板。聞之不勝凄然。” 

  此時,不但是一些職務低的公務員感受到物價的刺激,一些國民政府高級官員亦感受到痛苦。唐縱在日記中多次寫到生活困難:“戴太太送了幾百元來酬勞代他匯的款。這些時,實系太窮了,不然,我哪能受他這些酬勞呢?”“下午晉見委座,問我調統局情形,人員情形。委座注意其內部人事尤其人才,問我何以外間人才不能進去?答兩個原因:一對戴懷恐懼;二待遇太低,原有人員均不肯賣氣力。委座對職員待遇已允改良。臨時,問我的生活情形,我見委座已在開門,外間史迪威參謀長候見,不便多說,答可以。實際上生活很苦,只是不願開口向委座要錢”。“為何近來大家不安,議論甚多?我以為幾個原因:一、因物價高漲生活困苦,煩惱之情充溢;二、因風氣日壞,貪污日多,政治弱點日益暴露。” 

  家庭負擔較重的王子壯則對此感受更深:“昨由部帶薪水歸,約略計之,本月又不敷甚巨。蓋因過陰年已先借三四百元,本月又須為鐸昭兩人交學費,約二百元。餘八百餘元之薪金,如何能濟此月之用。”“因物價日昂,布匹尤甚,普通上漲十倍以上,全家人甚多,收入至感不敷……餘之收入,上月因捐扣較少,達九百元,在公務員中亦為收入較高,以人多物貴,痛苦至此。其他一般普通之公務員在生活上,必更感重大之威脅也。”。(《王子壯日記》第6册,1940年5月6日) 

  在國民黨高級職員中,王子壯應屬老老實實、奉公守法之輩,因之他的生活過得格外辛苦。不僅是唐縱、王子壯感到了生活的重壓,即使是丁惟汾、戴季陶等國民黨元老亦未能幸免:“丁(惟汾)先生生活之簡,人所共知,而彼每月家用達一千八百元,以見物價之逐日增漲,有固定之收入者直無以維持生存也。”(《王子壯日記》第7册,1941年8月7日) “上月三十日晤戴先生,餘詢彼暑期是否去成都,彼對目前生活極為艱難,以為回家,親友多孤寡,今並此維持彼等之費難以籌得,豈不可嘆……院長地位在全國為最高,僅亞於主席而叫苦如此,是八年抗戰之結果,真已使人心趨於不安之境矣。”(《王子壯日記》第10册,1945年8月6日)由此觀之,3年多之後戴季陶的自殺,就不僅僅是出於政治上的絕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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