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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28 09:20:25

側重於總供給的“供需”結合政策 　　文章提出，為了達到穩增長的目的，可從總供給和總需求兩個不同側面入手。側重面與著眼點的不同，會導致政府迥然各異的宏觀經濟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有天壤之別。總供給面的穩增長，著重於穩定和改善經濟的總供給能力和供給結構；總需求面的穩增長，則是通過刺激投資、消費、政府支出或淨出口等政策選擇，通過需求拉動達到穩增長的目的。國內外正反面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需求拉動的經濟增長具有短期性，過度依賴於此，會威脅到金融與財政的穩健性。過度需求刺激導致的美國次貸危機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殷鑒不遠。相反，源自於供給面改善的經濟增長，更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過去，中國慣常通過刺激投資和擴大政府支出的總需求政策，儘管在短時間內達到了增長目標，卻帶來了環境污染、結構惡化乃至系統性的不穩定。因此，新常態的穩增長政策，當從過於側重於需求面的刺激性措施，轉向側重於供給面的管理，以供給面帶動需求面，實現經濟的均衡穩定增長。 　　供給面的穩增長政策，絕不是某種單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體制變革在內的系列措施的組合。著眼於供給面的穩增長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深化市場化的全面改革。制度的系統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在滿足激勵相容和參與約束的合約結構下，通過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所謂“改革紅利”，實際上就是通過完善和改革原有體制機制，釋放被舊的體制機制壓抑的供給能力。雖然市場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比市場能更有效地配置資源的機制。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以更多更廣泛的市場取代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機制，就是把原來被計劃經濟體制壓抑的生產力給解放了出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價格體系的市場化改革、一定範圍內提高要素的流動，通過價格信號來引導資源的配置；多方面探索企業制度改革，尤其是進入90年代之後，大膽嘗試通過資本市場推進企業產權結構及治理機制的變革，在企業內建立新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但“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市場化改革策略，決定了中國市場化改革是一個較漫長的過程，且受特定歷史階段認知局限或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中國在當初“大膽”改革的產物，又成了日後被改革的對象，因而中國改革具有迂回性。儘管如此，沒有哪個轉軌經濟體能像中國這樣，在有序地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同時，在保證政治上穩定的同時，又在經濟上實現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許多要素仍然是“非市場化”的，諸多不合理的制度壁壘阻礙了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重組；在某些領域，超經濟權力的壟斷甚至腐敗構成了市場化的大敵，使一些資源並不是基於市場化的效率優先原則而流動的，降低了資源應有的產品供給能力。就未來市場化改革的總體趨勢而言，主要側重於簡政放權與更自由的市場准入、促進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重組，無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8月2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持續把簡政放權、放管結合作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棋手"和宏觀調控的"先頭炮"。”可見，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場化本身當作 “調控”的手段之一。讓各企業和個人在平等的規則之下，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這不僅會改善中國經濟的供給面，而且也會通過市場機制的自我糾錯和存貨的及時調整，提高經濟的穩定性和靈活性。因此，新常態的穩增長措施，當首先是市場取向的制度改革以釋放改革紅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靈活性和自我調適的功能。畢竟，市場機制對紛繁蕪雜的信息更靈敏，信息的分散化處理機制更及時、更切合實際，政府的幹預或“數量上增減”的調控，應是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 　　其次，技術創新始終是經濟增長連綿不絕的動力。技術創新是提高供給量、改善供給結構、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基本動力。換言之，缺少技術創新與進步的增長，終將走上不得不依靠刺激總需求擴張的不可持續之路。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一針見血地做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習總書記也強調：“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就意味著擁有先進供給能力和最“清潔”的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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