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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http://www.CRNTT.com   2008-12-06 00:53:56

海峽彼岸的國民黨有識之士，對大陸“文化大革命”破壞中華傳統文化痛心疾首。蔣介石於辛亥革命紀念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把“文革”與義和團運動相比附。為了保護傳統文化，1966年11月，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聯名發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的倡議，這得到了蔣介石的贊許。 　　1967年7月，蔣介石倡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並親自擔任總會長坐鎮指揮，全力推動傳統文化復興。蔣介石自言運動的目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不僅為三民主義革命文化之建設運動，亦為憑藉我民族傳統之人本精神和倫理觀念，來喚醒這一代人的理性與良知，以建立反共鬥爭之堅強的心理基礎與精神動力……更為抑制世界赤禍，挽救世界文化危機之途徑。” 　　蔣介石還強調今天對共產黨的鬥爭，乃是文化與思想的鬥爭，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復民族的精神，發揚人類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著重心性修養與公眾道德之協調一貫、良知良能的啟迪，與心、物、群、己關係的調和。 　　“文復會”草創之初，蔣介石事必躬親，在他的督導下“文復會”創建了眾多專門機構和委員會，比如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中國科學與文明編譯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與發明獎助委員會、國劇推行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各司其職，執行文化復興的具體工作。 　　如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一代普及學術精華，前後出版了大量中國古籍書目，像《周易今注今譯》、《老子今注今譯》、《詩經今注今譯》、《孟子今注今譯》等，還有《白話史記》、《白話資治通鑒》等。 　　負責倫理道德發揚工作的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則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國民生活須知”，對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揚禮儀之邦的文明。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1970年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為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亡國必先亡其史，蔣介石非常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日據時期台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復以後為了增強民族認同和民族自信，學校堅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政策。蔣介石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中小學校國文、歷史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視學生的古文訓練和傳統文化的薰陶。蔣介石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冀使傳統文化生根發芽。 　　蔣介石還督使教育實行經費保證和法律保證。自1969年始，台灣義務教育從6年延長至9年，這不僅提高了全民素質，有助於經濟騰飛，也為傳統文化在社會生根埋下種子。而與此同時，蔣介石還通過中華民族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進行民族精神教育。 　　蔣介石還炮製了一個中華道統的理論，三皇五帝至孫中山是一脈相傳的譜系，而他自己是當代道統的繼承人。一些清醒者逐漸敏銳地發覺，傳統文化成為蔣介石強化權威，實行獨裁統治的手段。 　　蔣介石這些做法雖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復興運動來禁錮島內異端思想，達到其“反共”和維護統治的目的，但無論如何在復興文化上確實做了不少善事。 　　新生活運動 　　蔣介石既是傳統道德的倡導者，亦是文化上的復古者。他在台灣推行的文化復興運動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即推行以“禮義廉恥”為內容的新生活運動。雖然運動標榜“新”生活，內容卻是“舊”道德。 　　1934年2月，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說：“我們現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個復興民族的基礎；要達此目的，必須自江西、尤其是從江西省會所在的南昌這個地方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佈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在蔣介石的眼中，當時的中國人實在是沒有禮義，不知廉恥，自私自利，所以才會有亡國亡種的危機。 　　蔣介石從古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言中，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確定“禮義廉恥”作為新生活運動的指導思想，用以“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他提出新生活運動是“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徹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從而使國民革命能夠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 　　但這場新生活運動是虎頭蛇尾，成了一出場荒唐的鬧劇最後不了了之。抗戰勝利後國內旋即陷入內戰，蔣介石對新生活運動無力兼顧，這場歷時15年的運動因此面臨諸多困難，於1949年悄悄“暫停辦理”。然而蔣介石沒有忘記這場新生活運動，他晚年在台灣發動的中國文化復興運動，被大多數學者認為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 　　蔣介石之所以一再把挽救中國危亡求助於傳統文化，是由於其一貫的主張和信仰。蔣氏曾說對其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有三本書：第一本書是鄒容的《革命軍》；第二本書是王陽明的《傳習錄》；第三本書是黃梨州的《明夷待訪錄》。其中三分之二皆為道學舊說。他自青年時代讀新學諸書常食而不化，而讀舊學諸書則如魚得水，並常用舊學作為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或用以作從政治國、用兵打仗的軌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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