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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中國“站起來了”的歷程

http://www.CRNTT.com   2012-01-28 09:54:30  


 
  所以毫不奇怪,當時民國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曾有名言:“人常雲,不到西北,不知中國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國之危。”蔣介石則將新疆與東北、外蒙一樣視為外國占領區:“新疆已成為東北,當忍之。”(轉引自王建朗:《試論抗戰後期的新疆內向:基於〈蔣介石日記〉的再探討》,《晉陽學刊》2011年第1期)

  當時人們心目中,新疆與外蒙一樣都是蘇聯控制區,則不言而喻。雖然沒有公開宣布“獨立”,但事實上盛世才確曾建議新疆獨立後加盟蘇聯,只是蘇聯認為時機未到,沒有同意而已。可以說,那時盛世才依附於蘇俄的程度,比偽滿依附於日本、外蒙依附於蘇聯的程度,或許稍遜一點,但是比據稱是“日本走狗”的張作霖、段祺瑞,則高出不知幾個數量級,南京民國政府受英美影響的程度與之相比,簡直不值一提了。

  從國家主權的角度講,新疆、蒙古與東北,當時無疑都是最能體現中國“到了最危險時候”的典型地區。

  因此,整個民國時期“中國站起來了”的鬥爭,對象主要就是日俄兩強,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只是次要的問題。這是認識民國時期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一個基本點。

國內鬥爭、列強爭奪與國權維護

  而當時中國國內所處的亂世,對於外爭國權而言,也有兩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中國的“內亂”自然影響對外禦侮的能力。中國參與逐鹿的各派政治勢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無論打著什麼旗號,也都不是“無私”的,都有“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譚嗣同語)的動機,也都借參與中國內爭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為爭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對“帝國主義”(主要是國內對手所依附的列強)作為“政治正確”,並抨擊對手的對外依附。在沒有真正的多黨憲政的情況下,這種互相抨擊也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多元制約,從而確實也對各方擴大對外依附的可能性構成抑阻,不像大一統時代那樣,無所顧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強“同時宣戰”,忽而又“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同時,各方列強的在華角逐,對他們各自的企圖也是一個多元制約因素。尤其是,為了支持他們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會“歸還”一些已攫取的權益,以增加這些力量在國內鬥爭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戰時期,日本與英法等西方國家都競相放棄租界、治外法權等在華權益,蘇聯在1949年與新中國的談判中承諾減少其在東北的權益,都是這方面的例子。當然,日本人把權益“歸還”給自己的“兒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強與蘇聯的上述行動,顯然是有利於中國的。

  那時,日、俄兩強在中國擴張勢力,都打著幫助中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旗號。當然,他們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國的依附者對抗對方的擴張。而當時的歐美列強,英美法在華基本上沒有大的矛盾,德國本是野心勃勃的後起列強,從巨野教案、攻占青島、掛帥八國聯軍、滲入膠濟沿線,19-20世紀之交其在華擴張勢頭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終止了這一勢頭。

  此後,德國雖在歐洲重新崛起,並與英法對立,在中國則由於利益不多,與處於利益守勢狀態的英法也沒什麼衝突,因此除了在二戰中因同盟關係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國的大部分時期,德國也屬於在華“西方”陣營,甚至在早期中日衝突中,從參與李頓調查團到不滿南京大屠殺,德國的態度也與英美相仿。

  所以,那時列強在中國,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為主)三方角逐。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抗日、俄侵略擴張的鬥爭,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這種同情,雖然也並非“無私”,而且由於美國的孤立主義和英法的守勢,在除抗戰時期以外的多數時段,都顯得軟弱無力(用當時批評者的話講,就是有“綏靖”傾向)。

  但另一方面,同樣正因為美國的孤立傾向和英法的守勢傾向,英美法借幫助中國抵抗日、俄為名,擴大自身對華侵略的危險,可以說很小,而在關鍵時刻(如華盛頓會議和抗戰時期),他們一旦放棄孤立和守勢,對中國的助力確實很大。

  相反地,在中國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的正義鬥爭中,日、俄不僅不幫忙,反而構成更大的阻礙(說詳下),而日、俄打著幫助中國反抗“西方”的旗號擴張自己勢力的險惡企圖,則很容易魚目混珠,國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線,就會構成致命大害。

  蘇俄支持孫中山、盛世才時都打著“反帝”旗號,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長玩這一手,它發動侵華戰爭的理由,居然是要從“白人帝國主義”的控制下,“解放黃種人”,團結“大東亞”各國,來擺脫“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日軍在攻占西方租界時,曾強迫白人拉黃包車,讓中國人坐著招搖過市,接受歡呼鼓噪,以煽起“大東亞”的“反帝”情緒。

  偽滿、汪偽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為投靠蘇聯的借口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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