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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政壇“60後”會開創中國未來嗎?

http://www.CRNTT.com   2013-02-27 09:58:13  


 
  另一方面,“60後”官員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其後改革的波折和反覆也影響到他們對事物的看法,深知改革之艱難。此外,在他們踏入官場後,一般從基層做起,對中國的基層比較熟悉,有著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而幹部交流也拓寬了他們的知識面和對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了解,從而使得他們對社會有著更深的理解,鍛煉了他們處理不同事務的能力。

18大後30年裡是“60後”官員黃金時間

  總的來講,“60後”官員既有對生活苦難的體驗,又殘留著那個時代特有的理想主義情懷。他們是現實主義者,但他們骨子裡又追求變革,不過,他們對社會的變革又帶有一種保守的性質,不願用激進的方式去推進改革,而是對漸進改革情有獨鐘。另外,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大學教育雖使他們的學習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觀念的能力增強,具有國際視野,對現代性的認同度較高,可同時,也並不妨礙他們對中國社會事務的了解和認識,扎根本土,有國家榮譽感。這看似矛盾的現象統一於一體,孕育了“60後”官員獨有的治理風格,即強調社會變革中的秩序重要性,推崇法制和制度建設以及柔性治理,從而使其施政具備較強的包容性。

  但“60後”高官將來在主導中國的發展時,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有利影響,既取決於他們的理念和執政方式,也取決於歷史是否有變革的需要,是否會給他們提供解決問題的空間和時間。

  歷史固然是人創造的,但在一些特定的時候,人能否創造歷史關鍵看歷史是否提供了相關條件,環境是否允許;也就是說,一個人有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還不行,還要看是不是到了解決問題的時候,這就是人的主動性和歷史的主動性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能否青史留名,取決於他對歷史是否自覺。

  “60後”官員在中國政壇活躍的黃金時間是在18大後的30年裡。這一時期是中國崛起的關鍵階段,所謂關鍵,包括對內對外兩個方面,尤其是對內部事務和矛盾的把握和解決。中國在未來30年的一個最重要最關鍵最迫切需要處理的事情,就是還權於民。

  中共文件一向強調,要優先解決關係到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未來30年尤其是“60後”官員執政的後20年,百姓最關切的利益問題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國家的事也要百姓做主,換言之,不但要有個人的自由,還要能積極參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真正做國家的主人。這既是由個人私有財產的增長決定的,也是由世界大勢決定的。經濟的發展,最終的結果是要增加百姓的財富,這樣才合乎正義,而財富的增加必定就需要國家對財產的保護。

  另一方面,世界大勢就是自由民主,中國不能自外於這個大勢,雖然實現自由民主的路徑不同,但指向一樣。所以,如何設置一個合理的政治構架,滿足和實現民眾參與政治事務,做主人翁的要求,就成為中國政治發展、政治改革的頭等大事。它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擊鼓傳花”,要“70後”甚至“80後”主政時去解決,歷史不會給執政黨這麼寬裕的時間,必須在“60後”官員能夠掌握主導權時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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