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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士紳”潰滅：鄉村暴力沒了減震器

http://www.CRNTT.com   2014-04-20 08:55:08

士紳：鄉村暴力的減震器 　　士紳在鄉村能夠托大是因為他既是暴力萌動的滋生點又是暴力蔓延的減震器，從長遠觀察，他對暴力的減震效果當然要大於催生的效果。士紳真正對民間發生影響應該是在宋代以後。人們多有一個誤解，以為自漢武帝以來帝王就對儒家言聽計從，這分明是被 “獨尊儒術 ”的虛偽許諾給蒙騙了。都說儒家滿口仁義道德，卻不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道德 ”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誰也說不清楚，也沒人恪守儒家書呆子般的教條。否則就無法解釋漢代以後為什麼會緊跟著出現魏晉的肉欲橫流和隋唐的胡漢雜糅。在這裡，從裸奔嗑藥到胡服騎射，所有在後世儒家眼裡大逆不道的舉動都屬正常。那時多教混雜，儒家講群體仁義，佛家就講自體隱秘清修，還有道家吃喝玩樂的人生觀在等著和它叫板，三者交替競爭，誰也說服不了誰，儒家提供的人生價值期許反而還略顯單薄，沒什麼吸引力。這也就難怪宋代以前的帝王從未把儒家道貌岸然的說辭真當回事。唐代的韓愈寫了篇《道統說》，硬說儒家的線索從孟子以後就斷掉了，到他這裡才算接上，這是在罵儒家那麼多年真是沒用，儘管罵得痛快，韓愈這套講法還是沒人理會，到頭來只能是自說自話，孤獨得自己都覺沮喪，“道統 ”之爭反而間接透露出儒家數千年都沒怎麼風光過的窘態。 　　儒家不受待見，是因為帝王總是相信單單依靠暴力統治就足夠了，儒家那套滿嘴虛無縹緲的道德說教雖然優雅動聽卻不那麼實用，沒什麼可操作性，在孔孟時代就未見真效。秦朝用酷吏操弄嚴刑峻法，使得暴力管制不斷升級，倒一時顯得立竿見影效率奇高，卻因過猶不及，終於釀成官逼民反的慘劇。暴力用到極致，小民沒有退路，才輪到儒家這個扮紅臉的角色粉墨登台救救場面。陳勝在大澤鄉暴雨中說，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還是反了吧。如果權衡下來，造反的成本不見得比忍耐的成本高，選擇造反的概率就會相應增大。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暴力實施力度的大小應該與空間的伸縮有關，“空間 ”拓展得越快越遠，管理成本的投入就會相應增加。秦朝疆域一直延伸到了海南，占據的地盤過大，暴力控制的成本自然很高。試想，如果給每個村莊都派去酷吏直接管轄，那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搞定。如果不管不顧人力透支強行貫徹，最後只有崩盤了事。漢初用黃老之學休養生息就是考慮到了秦朝治理成本過高，只不過清心寡欲無所作為只能算是一種過渡舉措。漢武帝表面尊崇儒術，也是覺得秦朝用刑太酷，失掉了人心。不過別以為武帝表態就意味著儒學突然風靡天下，好像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漢宮內倒是設有 “博士 ”之位，據傳有學生終日苦讀暴死燭下，好像治專門之學活活累死書生猶如旌表勞模，實在是書呆子傻氣亂冒，只可權當笑話談資，與治國安邦的大計毫不相幹。可見彼時儒學實屬門庭冷落的技藝，完全找不到如何與老百姓親近的路子，漢唐盛世大致還是靠兵威立國，治理秩序中混搭著各種互不相幹的怪異思想，遠不是後人想象的 “儒教國家 ”那般思無邪的純淨整肅。直到宋代帝王出面定調，後世仿佛才慢慢找到一些節約統治成本的思路，儒家文士從此趾高氣揚，開始大顯身手。 　　有一個現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自宋至清，儘管人口密度不斷增加，土地開墾範圍不斷擴大，特別是清代實現疆域 “大一統 ”後，人口一下子躍增至三億。官僚人數卻增幅甚緩，基本維持在前代的水平，這說明一定有一股力量羈絆著王朝暴力直接向下延伸的步伐。這股力量就是民間宗族的崛起，他們承擔著扶濟族眾、化解糾紛和教化子弟的責任，使得小民不至於為官吏所欺，遇事動輒層層上訴，投告無門。他們把原歸官吏處理的部分職責攬納過去，大大節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緩了官方嚴刑峻法對鄉村的滲透範圍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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