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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士紳”潰滅：鄉村暴力沒了減震器

http://www.CRNTT.com   2014-04-20 08:55:08

宗族在民間如何產生是個複雜的話題，宋代以前只有 “世家大族”，也就是所謂 “門閥世族 ”的勢力很大，老百姓並無自組宗族的權限，因為宗族要聚居成勢，必須依靠祭祀祖先，修纂譜牒，以達敬宗收族的目的。宋朝之初仍然只有高官貴族才有資格祭祀祖先，修廟設儀，與普通百姓沒什麼關係。直到朱熹作《家禮》，刻意簡化禮儀程序，放鬆了民間祭祖資格的限制，允許百姓公開祭祀，民間宗族才有機會擴大繁衍人口，一旦擴張開來，就可自定家法規則，宗族首領多由經過科舉考試選拔的地方士紳擔任，他們把原先需要官府行政機構處理的事務收歸民間自主解決，這在皇帝看來是何樂不為的好事。 　　宋代兵力孱弱，文氣彌漫，重文輕武之風特盛，卻仍不失為一個清平動人的美好年代。民間宗族在鄉村擴張延伸減小了官家出面辦事的概率，承擔起了暴力減壓閥的作用。儘管後人常常批評宗族戕伐人性，軟刀子殺人，如私設公堂、偽道德泛濫（割股療親、寡婦殉節等等），卻無人否認，繞開面目猙獰貪得無厭的吏胥，鄉民也可獲得律法秩序的關照，這場面給皇朝統治戴上了一副和善（不乏偽善）的面具。當然，上峰辦事也不是對宗族鄉民聽之任之，放手讓他們亂搞，保甲制的設計就是柔性管轄的一種補充，人群被限制在一個個規劃妥當的空間裡，彼此瞪眼盯梢，行動相互牽制。保甲制在歷史上到底是否有效至今眾說紛紜，沒有定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即使皇上要借保甲限定鄉民的人身自由，也要融合宗族的軟性管控。即以清帝雍正的辦法為例，雍正設保甲時其實心理一直挺糾結，從道理上講，他不得不依靠地方宗族和士紳，卻又害怕他們坐擁保甲實位，尾大不掉，對抗王權。所以他總在琢磨著如何將士紳納入編戶之中，目的就是有意不讓他們當上領導，卸去稱霸一方的隱患。可到頭來，這一石二鳥之計仍遭落空，保甲系統的控制還是紛紛落入士紳手中，削弱了衙門吏胥的支配權。由此得到的回報是，公共安全體系慢慢平穩嫁接到了地方財富和血緣脈絡之中，和鄉土防禦機構融合到了一起。帝王對地方管控的效果依然明顯。 　　“士紳”身份糜爛的後果 　　“宗族 ”、“士紳 ”在和平與動亂年代會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個單純的讀書人，也可能是個宗族族長或團練領袖，或許還是書院山長和私塾教師，如逢亂世，士紳中也不乏搖身一變，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正常情況下，士紳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由科舉制隨機調劑的，普通的讀書人一旦中舉，就會被分配到不同層級，各安其位地成為中央和地方聯繫的中介。大清新政廢了科舉，“士紳 ”就沒了這中層協調人員的獨特身份，一概轉化成新式學堂裡的理工男或軍校出身的混世魔王。清朝的崩毀催生出了各式各樣的軍閥幫派大概與眾多青年流入軍校有關。學堂區別於科舉教育，裡面缺乏系統的道德規訓課程，理工政法軍事學堂的終極目標只負責訓練專門的行政人員，帝制崩解後，皇帝作為聯繫政治社會文化的象徵符號作用消失了，理工政法男們不用再裝模作樣地效忠傳統道德秩序，人心失去約束，活絡異常，極易變成首鼠兩端的偽君子，或者幹脆淪為靠武力到處趁火打劫的現代強人，暴力的魔盒就此打開了。 　　士紳身份的變質糜爛深深影響了地方治理技術的走向，前已提及，保甲制的編訂雖然屬於對鄉村強制實施控制的准暴力手段，卻還是被迫糅進了不少道德的考慮，比如定期宣講鄉規民約，至少讓百姓覺得不只是對身心的強制束縛，還有人情脈脈的慰撫。這分明是有文化的士紳動用自身影響力橫向牽動的結果。後來蔣介石也想在形式上恢復十戶設甲長，十甲設保長的舊建制，卻完全用於征兵徵稅，最終服從於剿殺 “共匪 ”的功利目標，基本沒什麼道德教化的考量在內。那些殘留下來的富裕士紳對此職位毫無興趣，地痞流氓一看機會來了紛紛搶班奪權，加速了基層權力品質的潰爛。羅威廉說湖北麻城的保長大多是文盲，連簡單的賬簿統計知識都沒有，恐怕這個現象遍及全國，不只湖北一地而已。保甲一職改由惡人庸人充任，自然會蛻化成單純壓榨民間的暴力工具。蔣介石不是沒有意識到地方機構中道德滑坡的弊端，曾經發起 “新生活運動 ”力加挽救，只是此運動範圍多集中在幾個大城市中，教育普及的目標在農村根本無法兌現。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湖北麻城一個叫餘晉芳的士紳只能通過編修縣志，在書面上懷舊式地記述鄉賢中那些禮義廉恥和忠孝節烈的史跡，擺擺響應新生活運動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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