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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或會重臨：休克療法之父談今日俄羅斯

http://www.CRNTT.com   2014-12-30 10:15:30

彼時主政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預見到歐洲將會在和平與民主之下重新團結起來，這位偉大人物同樣希望民主制度能在自己國家落地生根。 　　在關鍵的1989年，波蘭是第一個開啟民主化進程的東歐國家。我在波蘭新一屆政府甫成立之時擔任其主要外部經濟顧問。我堅定主張合理的國際援助對波蘭平穩順利轉型至後共產主義民主體制至關重要，亦是脫胎於凱恩斯思想。 　　我向白宮、唐寧街十號、愛麗舍宮和德國總理府發出了呼籲：請明智地選擇援助波蘭，這是構建民主團結新歐洲的關鍵一步。 　　那段日子，作為經濟顧問的我可謂意氣風發。 　　很多時候，我都在指望著白宮的決策。1989年9月的一個早上，我為波蘭的貨幣穩定問題向美國政府申請十億美元援助，當天晚上白宮就批准了這筆錢。不是開玩笑，從申請到批准來回一共八個小時。而說服白宮大幅減免波蘭的債務稍微多花了點時間——高層間的談判拉扯了一年左右。上述兩者都被證明卓有成效。 　　其餘的，便是大家熟知的歷史了：波蘭推行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改革——我參與設計了部分決策，而美國與歐洲用及時而慷慨的援助支持這些改革措施——波蘭的經濟開始重建與復甦。十五年以後，波蘭成長為成熟的歐盟成員。 　　我多希望能把追憶停在這個美好的結局上，但是很可惜，西方在終結冷戰時的表現並不純是成功的。他們對波蘭的舉措是成功的，而對俄羅斯的舉措則是巨大的失敗。美國和歐洲慷慨而富有遠見地幫助波蘭，而對解體後的俄羅斯卻再版了凡爾賽的可怕錯誤——我們今天正在為此付出代價。 　　1990年和1991年，戈爾巴喬夫政府注意到了波蘭表現出來的積極跡象，邀請我協助其推行經濟改革。那時俄羅斯面臨著與1985年的玻利維亞和1989年的波蘭相同的經濟災難。 　　1991年春天，我與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同事協助戈爾巴喬夫向西方國家請求經濟援助，這是他所嘗試政治改革和經濟整頓的重要步驟。然而我們的努力落空了，確切地說是徹底失敗了。 　　1991年夏天，當戈爾巴喬夫從G7峰會空手而歸時，等待他是一場陰謀政變，其政治生涯就此終結。葉利欽上位後，蘇聯解體被擺到了台面上。 　　葉利欽的經濟團隊也向我請求幫助，既為了咨詢維持經濟的技術問題，亦為了從美國和歐洲獲得至關重要的經濟援助。 　　我告訴葉利欽總統和他的團隊：援助很快就會來。畢竟對波蘭的緊急援助都是在幾周甚至幾小時內到位的，對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俄羅斯也理應會如此。然而事態發展讓我愈漸迷惑，繼而驚恐地發現——急需的援助並沒有來。 　　波蘭獲得了債務減免，俄羅斯卻面臨著美國和歐洲的全額催債。波蘭得到了及時而慷慨的經濟援助，俄羅斯卻只接到幾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團。我一再懇求美國多做些實事，強調在波蘭的成功經驗，都沒有用，美國政府沒有讓步。 　　最終，俄羅斯經濟崩盤碾碎了一切試圖穩定和改革的努力，葉利欽政府失去了尊嚴也失去了權力。兩年的無功忙碌後，我辭職了。再過幾年，普京政府上台。 　　對於這場大崩潰，美國學術權威更多地批評俄羅斯的改革者而不是美國和歐洲的殘忍忽視。誠然，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美國很自然地把自己看作冷戰的勝利者，也很自然地認為1991年後俄羅斯的不幸與己無關，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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