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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楊開煌論台灣問題開啟習近平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7-04-04 00:07:03

以“和平”為追求“國家統一”的手段，代表著鄧小平主導的中共政權對“國家統一”定位的調整，國家統一成為國家優先目標之一，而不是最優先的目標。鄧小平說“八十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是三件大事，反對霸權主義……台灣回歸祖國……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台灣回歸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自己的事情搞好。”(4) 　　回顧毛周時代對“國家統一”問題的定位也有過調整，先是從五十年代初的“統一”優先論，例如在談中英建交問題時，毛批示“即應告以其中最重要者為英國與蔣介石反動派殘餘的關係問題”(5)，其後因為實力未逮，逐步調整為“邊建設，邊統一”，中共“八大”的報告說“在過渡時期中，我們不要忘記祖國的一部分神聖領土台灣還沒有解放。解放台灣的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美帝國主義者企圖長期佔領台灣並從而繼續威脅我國的活動，終歸是要失敗的。”(6)到了鄧小平則是“先建設，再統一”，當時看起來國際因素，特別是美國作為阻礙的因素，其作用己經弱化；另外七十年代末，中共國家發展方向的改弦更張，“全心全意地謀劃中國大陸的建設與發展”視為國家的中心任務，所以“和平”也是為了配合中國大陸自身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當年除了“和平統一”之外，還提出“一國兩制”鞏固國家統一的制度保障，而作出此承諾的主要理由，是立基在台灣政局長期在中國國民黨主政的基礎，國共兩黨長期內鬥，所爭的是中國的道路何去何從，在“一個中國”原則、“中國統一，不可分裂，反對台獨”政治目標等兩岸關係的本質性問題上並無分歧：而鬥爭的焦點，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和誰是執政者的問題。由是觀之，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確實不失為停止內戰的可行之策。 　　然而，既是和平統一，對台政策的行政化手段便是國家統一的主要方法，甚至將非和平手段視為破壞“和平統一”。事實上，這樣的認知是將追求國家統一的對台政策，與鞏固國家統一的對台政策加以混淆，從而將對台政策的成敗和國家統一的可能性、可行性混為一談，使得人們在判斷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時容易見樹不見林，對台政策的成敗被有意、無意地視為中國國家統一的唯一條件。但如果回歸鄧小平“和平統一”是包含了追求國家再統一的因素，就很清楚地理解： 　　第一、“和平統一”任務的雙重性―革命性與行政性。所以“和平統一”是高度複雜的、創新的政治工程。 　　第二、“國家統一”和“對台政策”的辯證關係中，“國家統一”是起主要作用和決定作用的因素，而“對台政策”則是補充作用和充分作用的因素。 　　第三、“國家統一”的形勢決定“對台政策”的作為和走向，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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