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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美國霸權軟權力興衰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8-05-06 00:10:29

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顯然源自美式民主，有其國內民主思想與民主制度作基礎。美國的民主思想與民主制度及總體上反殖民帝國主義的外交傳統使美國總體上拒絕傳統霸權的帝國性及其治理模式，或者說美式民主奠定了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基礎。“美國是較早的成文憲法制國家，其長期的憲政主義政治思想對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著深刻的影響。”〔6〕“這種政治影響使美國的霸權政策十分重視國際組織及有形與無形的國際規範與機制。”〔7〕伊肯伯里和約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認為，美國霸權是“一個模糊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界限的延伸性體制”，即美國民主體制蔓延到其外交中，使它在對外關係中尤其是在與其歐洲盟國打交道時搞民主，通過制度彼此約束。〔8〕這種觀點雖有誇張和溢美之嫌，但非全無道理。當然，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還有三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一是二戰後以慘痛傷亡和巨大物質損毀為代價終於取得了巨大進步的人類社會再也不能容忍武力佔領和殖民統治式的傳統帝國霸權模式；二是美國國力遙遙領先和加入國際制度的國家大多是西方民主國家〔9〕；三是美國是精於大戰略設計的國家，希望通過民主的制度方式把建立和維持霸權的成本最小化。 　　此外，美式民主曾長期享有較好國際聲譽，成為不少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心儀和倣傚的對象。儘管美國不顧別國國情的對外民主輸出尤其是武力輸出民主給一些國家造成損害甚至災難，從而有損美國霸權軟權力，但是基於其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對外民主輸出也得到一些國家的支持和接受，一定程度上又有利於增強美國霸權軟權力。儘管實際上美國對外政策以現實主義為主，在制度霸權之外也搞分而治之、離岸平衡，長期從事隱蔽戰爭甚至打代理人戰爭，但是作為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多元、開放”公民社會的主要代表，美國長期以來以傳教士的救世使命與激情輸出美式民主，在對外關係中強調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其外交具有比較強烈的自由國際主義特性和理想主義色彩，與歷史上歐洲列強主要在均勢政治中縱橫捭闔和爭奪海外殖民地的現實主義霸權外交明顯不同。正是這種不同使美國在世界上贏得了一定的價值感召力，一度佔據了道德高地，為它贏得了歷史上其他霸權國無法贏得的不少國家的價值認同與意識形態追隨。假如沒有“威爾遜主義”和佛蘭克林·羅斯福經過“四大自由”演說和《大西洋憲章》之類宣言提出並弘揚的基本價值，美國即使有首屈一指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也難以擁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呈現出的那種世界權勢和影響。〔10〕美國前總統卡特自豪地說，“什麼時候道德和保衛自由民主的決心在我們的外交政策中得到最為明確的強調，什麼時候我們的國家就最為強大而有效。”〔11〕 　　所以，美國參加二戰後，它不僅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力之一，而且成為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在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冷戰期間，美國的軟實力大於蘇聯的軟實力。雖然二戰後社會主義陣營逐漸壯大，但是不少國家在美國影響下走上西式民主道路，加入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陣營。經過戰後近30年的美式民主擴展與共產主義發展之間的拉鋸，到1974年“民主化第三波”開始時，基本符合美國標準的“民主國家”達到39個。到1995年“民主化第三波”達到高潮時，“民主國家”增加到117個，在191個國家中的占比達61.3%，這一比例在1974年是27.5%。〔12〕冷戰結束後初期，無論縱向看還是橫向看，美國霸權軟權力皆無與倫比。 　　二、美國霸權軟權力衰於美國霸權“民主性”之積極面式微 　　世紀之交，美國霸權在暫時單極世界中登峰造極，其軟權力空前強大。然而，“9·11”後，美國霸權的“民主性”之積極面不斷式微，導致美國霸權軟權力持續下降。這是因為：小布什任內美國內政與外交的“新帝國”化侵犯美國公民的自由民主權利，侵蝕美國社會繁榮穩定的基礎，損害美國霸權的“民主制度性”的國內民主基礎，而奧巴馬任內美國憑藉美元霸權大肆轉嫁經濟危機，“特朗普外交革命”則使美國外交急趨狹隘民族主義化，這些都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國際影響和吸引力與美國對外政策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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