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意識”包含哪些形態？
‧為何說“悲情意識”和“優越意識”是台獨勢力著力運用的工具？
‧“台灣意識”如被建構為“台獨意識”將產生甚麼樣的嚴重後果？
日前，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指出：“不要把台灣意識跟‘台獨’劃上等號。台灣意識是在長期的歷史脈絡中自然形成的一種認同台灣本地的一種情感，‘台獨’是要把台灣從中國徹底割裂的一種企圖。”
“台灣意識”一詞近年來在台灣島內出現頻率非常高，台灣的政要或一些學者可謂言必稱“台灣意識”，成為島內一些政治勢力獲取選民支持和政治資源的宣傳符號。從其發展歷程來看，“台灣意識”是一個包含多個方面內容的集體認同體系，它的內涵隨著時空的推移表現出不同的形態，人們對它的看法也是見仁見智。“台灣意識”引起人們的關注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學領域的“台灣結”對“中國結”的論戰。其後，各界研究者紛紛加入研究行列。九十年代中後期以後，在台灣當政者的鼓勵下，“台灣意識”被扭曲，引申為“台獨意識”，成為制約兩岸關係互動的重要因素。筆者無意對甚麼是“台灣意識”進行嚴格的界定，只準備從它的三個形態路徑考察，對“台灣意識”做出一種新的解讀。
“台灣意識”的原生態
第一種意識形式可以稱之為“台灣意識”的原生形態，它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
中國地方意識：在明朝時代，台灣作為福建省漳州、泉州的一部分，乃至台灣建省以後直到日本割佔台灣，“台灣意識”僅作為中國地方意識的“漳州意識”、“泉州意識”或者是“閩南意識”、“客家意識”等。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沒多久便被日割佔，但在大多數台灣民眾心中，台灣依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光復後，台灣回歸祖國，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時至今日，在主張和平實現國家統一的台灣民眾中，台灣依然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而已，只是對於“中國”的理解，台灣同胞和大陸民眾有所不同。在這個意義上，“台灣意識”只是中國地區意識的一種形態，和中國其它地方的地方意識形態，如“湖南意識”、“江蘇意識”等並沒有本質區別，如果說和中國一般的地方意識有所區別，充其量也就是可以和“香港意識”、“澳門意識”相提並論。
漢民族意識：台灣的民族主體是漢族，血緣關係帶來的認同感是維繫台灣和大陸往來、親近的最重要因素，這種民族認同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凝聚沉淀起來的，其作用深遠而且持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即便是台灣的少數民族，他們也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台灣學者虞義輝指出：“中華民族的認同早已凝固，無需甚麼人來強化……並深印在台灣大多數人民的內心深處。”
儒家文化意識：台灣是整個儒家文化圈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國民黨敗退台灣以後，一些傳統文化精英隨同前往，在傳統文化的保存上，台灣做得比大陸好，台灣民眾的儒家傳統文化積淀比大陸民眾更為深厚。盡管近年來台灣當局採取各種方式“去中國化”，試圖換以原住民文化作基礎，重新建構新文化，但面對五千年中華文化，這種努力顯然力不從心。
“台灣意識”的悲情形態
第二種形態可以稱為“台灣意識”的悲情形態，它是台灣近現代坎坷歷程的產物。
在被大規模開發前，台灣是那些在大陸受到壓迫的底層民眾的逃難之所，歷史上台灣的先民懷著滿腔的悲憤來到台灣，而且無時不希冀回到大陸。十七世紀，台灣先後被西班牙和荷蘭殖民者佔領。鄭成功收復台灣後，面對清政府實現全國統一的形勢，鄭氏政權成為地方割據政權，旋即被清政府收復，但清政府始終對台灣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一八九五年，台灣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意識脫離中國範圍內的地方意識，應自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開始。”在日本殖民者面前，台灣人處處感到自己低日本人一等，那些回到大陸的台灣人，在大陸也往往遭受歧視，吳濁流的“亞細亞孤兒”的困惑是此時台灣民眾悲情意識的最佳注腳。
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台灣民眾熱烈歡慶回歸祖國。但是，由於國民黨當局在接收台灣過程中，自以中央的姿態俯視台灣民眾，甚至有些人認為台灣同胞是異族、思想中了日本毒素、不再是“純種”的中國人，需要改造。國民黨的差別待遇政策最終導致了“二．二八”這種嚴重事件發生，在台灣民眾中形成了“台灣人＝被統治者／外省人＝統治者”的歷史印記。島內的“台獨”勢力也正是在經歷這次事件以後開始形成。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大量軍政人員遷台，將台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佔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國民黨遷台人員借著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反攻大陸”、“捍衛自由”等理由，長期控制黨、政、軍等國家機器，儼然成為世襲貴族階層。台灣民眾對日本殖民壓迫的悲情被對國民黨高壓的悲情取代，由於面臨島內蔣介石的嚴厲打擊，台獨勢力首先在海外，先是在日本，後是美國在開始活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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