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客觀的人都會看得見，香港和台灣都是病態十足的社會。這兩個社會把它們要處理的輕、重、緩、急問題的優先次序全搞錯了，但卻像大部分患了精神病的人一樣，自己不但不覺得患了病，拒絕就醫吃藥，同時更認為自己正常、正確，外界都在逼害他，他要對抗自衛。這裡我們主要探討一下「香港病」，它的病癥、病因和提出一些治療方案。
不能客觀面對中國的變化
香港這個病，其中一個表癥是「自卑自大狂」。跟這個病的同患者阿Q一樣，主要是因為「先前闊」，接受不了今天的破落；更難以調整以前對內地那種俯視不屑的優越感，到今天要仰視北京、要跟深圳和廣州平等合作、還要提防上海趕上來。去年廣東GDP首次超越香港，全國稅收達三萬億人民幣，是香港GDP的一倍多，但香港傳媒低調處理、以反對派為主力的「評論員」們視如不見、一般市民懵然不覺，仍然認為廣東落後、中國不行。香港整個社會都寧願像駝鳥般埋首沙中，不肯面對沙中七日，中國整個社會已經向前邁進了其他西方國家需要走了幾百年的現代化道路。
最近港英末代總督彭定康在美國演說時，指出在過去二十個世紀中的十八個世紀，中國都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本世紀內中國將再次成為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其國民經濟總產值將會超過美國和歐洲。他表示，中國正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角色，許多國際社會的事務，如環境保護、貿易、反對恐怖主義等，都必須有中國的參與。
近代中國沉淪與香港命運
另一方面，紀錄中國沉淪的中國近代史，專家的共識是以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為開始，而香港的開埠則是滿清政府於戰敗後，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的產物。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標誌著近代中國受列強侵凌、民族受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長期屈辱的起點。
香港當年為數不多的原居民反抗無效，被局限於界限街以北「租借」得來的新界地區；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中英談判完成，進入過渡期之前，新界長期保留農村風貌，通過當地士紳作接近中國傳統式的另類管治，港英政府主力發展「割讓」的香港島和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香港和九龍城市化的發展，與內地的動亂不安成了很大的對比，吸引了尤其是廣東一帶大量流動人口，形成了一個移民社會和無根文化。居民視這裡是賺錢和避難的場所，只求達到這兩個目的，便得過且過，沒有長遠的打算。港英政府也因為新界有「租借」的期限，長遠來說，香港和九龍過份局促，難有發展，也懷著「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感覺。
為了維持殖民地統治，港英政府對中國政府都持敬而遠之的隔離政策，並且有意無意的為中國當時的異見分子提供庇護：滿清時期庇護國民黨、民國時期庇護共產黨、四九年之後，庇護國民黨、托派等。但是為了不致正面得罪中國政府，直接捲入中國內部鬥爭，甚至成為火頭，港英政府總會維持某種微妙的平衡，不讓異見分子過份壯大。客觀的效果是，香港市民不但長期享受批評中國政府的自由，並且有一種「化外之民」的傳統，中國人來到香港，便不需要害怕中國政府的權威。由於中國長期動亂不安，香港市民更以這自由反叛的傳統和習慣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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