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中國也明白，這種“叫板”的實力不是靠官方媒體宣傳“世界經濟等待中國挽救”的輿論就可以獲得的。“中國模式”幷在全球危機中也幷不容易獨善其身，金融危機尚未見底，幷將逐漸影響從沿海到農村的中國實體經濟。經濟增長和就業均面臨很大壓力。事實上，當外貿市場低迷，經濟增長放緩，“中國模式”中過分依賴投資拉動經濟，産業結構及社會領域資源配置由于過多政府强力干涉不够合理的弊端愈發凸顯。
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4日表示，溫家寶總理5日宣讀政府工作報告時將披露新經濟刺激方案。這一消息緊隨國務院剛剛出臺的四億元經濟刺激方案，立即引發美國、中國股市大幅上漲。雖然中國高層在努力弱化“保八”這樣過于具體、單一的目標，但迫于壓力，近來越來越多的權宜之計被默許甚至“明許”：設立“學士後”，發放消費券，凍結最低工資限制，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鬆動《勞動合同法》實施力度等。新經濟刺激政策極有可能伴隨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政府投資强力拉動經濟。
中國政府早已不明白，傳統的“中國模式”亟需調整。保增長的根本之策是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推進戶籍、醫療制度改革，建立尤其是針對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優化教育資源配置，都將是今年“兩會”的重要議題。但如果一旦這些長期工程遠水不解近渴，中國官員仍會如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所爲，親自“爲農民工找工作”。“中國模式”的真正變化還不是一日之功。
在社會維度，中國政府似乎已經接受傳統的“大政府，小社會”的模式需要改變，公民社會的逐漸成熟會對政府有更多監督和制約。在2009這個因爲這種紀念日而敏感的年頭，中國政府的重中之重是“千方百計”不讓經濟形勢的惡化危及社會穩定。今年“兩會”縮短會期，大力倡導交通、食宿等各方面厲行節約，亦是中國政府與人民“共克時艱”的表態，未來一年財政在政府支出方面預計將進一步保持緊縮態勢，政府明白，此時萬不可在官民之間造成貧富有別的負面心理感受。
中國政府的這種壓力不僅來自低迷的經濟，亦來自中國公衆對自身知情權和政治參與度的關注增加。自發改委積極回應四萬億經濟刺激資金用途，李肇星4日在記者會上再次就這四億元是否需要人大批准做出回答；溫家寶對話網民引起的高潮使各級中國官員對網絡的關注達到頂峰；而今年“兩會”首次設立大會發言人、邀請有史以來最多的華人華僑旁聽等都顯示中國政府至少已經意識到自己必須做出更加開放、透明的姿態。2009年正值政協成立60年，今年由劉翔再次請假引發關于“明星委員”是否合格的熱烈討論，李肇星在記者會上也被問到“人大代表都在哪”。這些都已經提示中國政府，中國民衆已不再滿足于只作爲宣示民主的形式的“兩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