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間，我去了上海《辭海》編輯所。1979年，我回到北京後去看原單位負責人王子野。王子野說，你走後，我看見康生。康生問我，曾彥修怎麼樣？我說，到上海編《辭海》去了。他說，你們怎麼不告訴我一聲？王子野說，他講這個話，我也不懂，告訴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為什麼必須告訴你呢？當時康生講了一句，叫他做做資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錄馬列講什麼什麼，供寫作組寫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樣子只是指這件事。
康生是一個兩面派，他內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極“左”的、打擊一切的姿態，才能上升。但在背後，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他跟張聞天比起來，正好相反。張聞天是真帶點書呆子味道，是一個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沒有書呆子味道，他的中國文化修養，高於張聞天，但一輩子深藏不露，絕不表現，一輩子不做一首詩、一幅畫。
康生這個人，多才多藝，幾乎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墮落到了極端。
他是個典型的兩面派，對上一套，對下一套，有些實際情況跟他講，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個很特殊的人物。文學藝術方面知道得這麼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現的剛好相反，文學藝術知識比較豐富的人，一般都比較文雅，人格比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惡濁，非常暴虐。
康生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上世紀60年代他曾經是中央理論小組的組長。理論小組，就是意識形態，包括文學藝術、唱戲，決定權在他手里。這時候，他有點像日丹諾夫了，不過實際上還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為了保持自己地位，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點人格都沒有，什麼革命人、共產黨人，一點都談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為鑒，任何一個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學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摘自：《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