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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政治中的歷史與地理思維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6-03 09:32:21  


  作者:饒勝文 北京市 副教授

  兩岸重啓協商以來,一直本著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不過,這是指台面上協商議題的次序而言,至若台面之下,兩岸的政治博弈其實一直在微妙地進行著。 

  經濟議題為易,而政治議題為難,這反映出雙方都認識到兩岸政治問題的複雜。兩岸政治問題的複雜,植根於錯綜複雜的時空背景。時間性展現為歷史,空間性展現為地理。於是,在兩岸的政治博弈裡,我們得以欣賞到,雙方的智慧在歷史與地理之間微妙卻精彩的演繹。 

  4月22日,在與華府智庫的視訊會議中,馬英九提出了“一個新的地理觀”。雖然他在闡述這一新地理觀時,說到“要充分發揮台灣的地理資產”,在美國、日本、大陸及東協等幾大經濟體之間成為多方交流和多方雙贏的平台,但這基本上是他競選時提過的同心圓說的再述,談不上新意。那麼,他的新地理觀到底新在哪兒呢? 

  馬英九本人的話透露其中端倪,也讓我們看到他的新地理觀中新意的指向。“自從就任以來,我們的重心一直放在台灣的地理,而不是歷史上。”他的新地理觀,新在試圖以地理論實現對歷史論的突圍。這種突圍,既有對島內政治話語中的歷史論的突圍,也有對兩岸政治關系中的歷史論的突圍。 

  他的新地理觀是從島內政治說起的。“我們社會中過去有些人受到內戰與冷戰的影響。另外有些人被悲情意識所束縛,希望不計一切改變現狀。這兩種心態都沒辦法讓國家進步,反而破壞國內的社會和諧與制造國際緊張。”台灣的社會政治現狀深受歷史的影響。台灣特殊的歷史際遇讓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裡充滿了一種被拋棄被傷害的悲情。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為選舉計,操弄歷史悲情,制造族群撕裂,社會分裂。歷史際遇與歷史悲情遂被加工成為台灣選舉話語中的歷史論。如果台灣社會不擺脫這種歷史論,不走出歷史悲情,就不會有真正的社會和解。馬英九說他將施政重心放在地理而不是歷史上,從島內政治來說,就是試圖以地理論擺脫歷史論,超越歷史悲情,引領台灣面向未來。 

  他也強調,“兩岸關系在這個新的地理觀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但在他的新地理觀中,兩岸關系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卻并未詳述。兩岸關系的現狀是歷史演變的結果,在對兩岸問題的認識裡,也有一種歷史論的思維。 

  在大陸,從上個世紀的兩份關於台灣問題的白皮書,到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都將台灣問題的根源歸結為內戰。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周年而發表的講話中,亦重申此意,“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并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強調內戰,意在強調一個中國。以歷史上的內戰作為現實中的兩岸問題的根源,這是一種歷史論。按照這種歷史論,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一種歷史的關系,歷史的銜接點是1949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以代表中國,“中華民國”從此退出歷史舞台。台灣問題只是內戰遺留的問題,并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一個中國,當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兩岸問題中大陸版的歷史論。 

  馬英九在這個視訊會議的同一天,接受《中國時報》的專訪,將兩岸問題的根源定位為“內戰”,以此表明,他接受“內戰”史觀,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他講一個中國,卻不再講統一。他曾講過“終極統一論”,也曾拋出過“台獨選項論”。馬英九就任後多次表示,他任內不碰統一議題。最近,他在就職一周年英文記者會上又表示,“兩岸關系的改變,應由台灣2300萬人民,甚至是未來的子孫世代作決定,而非我們這一代作決定”。這一表述,對於台灣的未來,所畫出的範圍之寬泛,實可將“終極統一論”和“台獨選項論”都包括其中。如果不再講統一――哪怕只是作為一種遙遠願景的統一,那麼,所謂一個中國就是虛的。 

  關於兩岸關系的現狀,他在多個場合下講,兩岸在法理層次上互不承認,但在務實的層面上互不否認。所謂兩岸在法理上互不承認,就是他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如大陸不會承認“中華民國”在1949年後還存在;所謂在務實的層面上互不否認,就是他不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的存在,同樣,他也希望大陸不否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前者是基於兩岸的憲法,不允許在同一片國土上有兩個合法政權存在;後者則毋寧說是他的一種希望和呼籲。但是,鑒於他已不再講統一,因此,法理層次上的互不承認是虛的,務實層面上的互不否認是實的。實際上,他是希望大陸不否認他把台北“總統府”所治轄的那片地域叫作“中華民國”。 

  在那次視訊會議上,馬英九在闡述新地理觀而談到兩岸關系時,除了談到兩岸協商和由此帶來的緩和外,他重申,“兩岸和解的核心就是‘九二共識’,也就是兩岸認知到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但雙方的定義有所不同。”這就是“一中各表”。這也是馬英九在同一天裡闡述歷史與地理的相通之處。 

  從“內戰”史觀到“九二共識”,內在的邏輯就是一個中國原則;馬英九早就表示承認“九二共識”,現又表示接受“內戰”史觀,這樣,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馬英九與大陸并無原則性分歧。但是,“一中各表”才是馬英九接受的“九二共識”中的重點,而對於馬英九來說,作為“一中各表”中的一個中國,卻分出虛實兩面。虛的一面是法理層次上的中國,在這個層次上,兩岸雖然互不承認而看似相互矛盾,這種矛盾倒是恰好將兩岸連結為一個中國;實的一面是務實層面上的中國,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中國蘊含著分裂一個中國的可能性。李登輝就是由“中華民國在台灣”走到“兩國論”上去的。目前,這個中國的政治地位卻是處在一種馬英九希望不被否認的狀態。 

  在兩岸間,法理上的互不承認決不可能變成互相承認,而務實層面上的互不否認卻有可能變成事實上的互相否定。而以目前的兩岸現狀衡量,他否定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卻有可能否定“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是馬英九在兩岸政治關系中的尷尬。 

  馬英九在同一天的時間裡,先講歷史論,再講新地理觀,二者聯系在一起,遂微妙地產生出一種延伸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講“內戰”史觀,確認“一中各表”式的一個中國;而根據“一中各表”,在台灣島內,一個中國被表述為“中華民國”;另一方面,他又以新地理觀來看待兩岸關系。這就給人留下這樣的想像空間:“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不是歷史關系,而是地理關系。在前一種關系裡,“中華民國”已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而在後一種關系裡,“中華民國”又似乎以某種方式存在。 

  我們若以大陸版的歷史論為起點,望向馬英九的新地理觀,可以依稀看到這樣幾個層次:根據大陸版的歷史論,“中華民國”只存在於1949年以前的歷史中;根據馬英九版的歷史論,“中華民國”存在於“一中各表”裡;那麼,根據他的新地理觀的提示,“中華民國”是不是存在於現實的地理空間裡? 

  當然,這只是馬英九以新地理觀看待兩岸關系給人帶來的聯想。這種延伸式的聯想并非杞人憂天。當年李登輝拋出“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時,其實也只是一個模糊而寬泛的概念,待到他後來拋出“兩國論”時,才發現“兩國論”其實包含在這個提法之中。至若馬英九本人是否有此意,有耶?無耶?抑或有無之間?他并不曾明說。不過,從他已經表述出來的地理與歷史的關系看,用地理觀超越歷史觀,卻是在他的思維之中。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地位的困境,包含在大陸版的歷史論裡。若以地理觀超越歷史觀,那麼,馬英九的新地理觀是否也有這樣的功能――從大陸版的歷史論中突圍,為他希望不被否認的“中華民國”的存在找到現實的空間? 

  當歷史變成地理,“中華民國”也就有可能從被禁閉的歷史裡脫身而出,找到現實的地理空間。 

  兩岸經過二十年的激蕩、研磨,雙方對於兩岸問題的要害、各自的立場、以及如何基於各自的立場而解剖問題的要害,其實都非常清楚。對於大陸來說,從決不動搖的一個中國原則,到由“內戰”史觀推演出的大陸版歷史論,內在的脈絡非常清晰。這一脈絡有時便微妙地體現在兩岸的互動中。 

  第三次“江陳會”期間,大陸方面原本有意安排江丙坤參訪南京的“總統府”舊址。這個看似不經意的參訪活動裡,便體現著大陸版的歷史論。讓江丙坤參訪南京“總統府”舊址,等於是在提示島內:“中華民國”曾經是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江丙坤參訪“總統府”一節作為他訪問大陸的行程方案,早在一個月前就由海基會報送台北“國安會”,“國安”高層一直未置可否;而就在行前,“國安”高層卻急踩煞車,取消了這一活動(4月20日)。這個時間,也恰好是馬英九的新地理觀出台的前夕。不知這個時間上的巧合,是否表明,正是馬英九的新地理觀,幫助台北高層檢視出江訪南京“總統府”這一節裡所體現著的大陸版的歷史論。 

  江丙坤參觀南京“總統府”這一動議提出來時,馬英九的新地理觀尚未出台;待到吳伯雄訪問大陸,卻是在馬英九的新地理觀提出之後。 

  吳伯雄此次訪問大陸,主題是紀念“孫中山奉安南京80周年”。這是一趟歷史之旅。吳伯雄在大陸的行程,除了到北京外,他還去了重慶、杭州和南京。若行程裡再加上廣州,“中華民國”的歷史脈絡在地理上的呈現,就很完整了。 

  在重慶,吳伯雄除了參觀國民政府舊址,還出席了一個台灣周的開幕式。在開幕式的會場,在吳伯雄發表演說的舞台,背景屏幕上,赫然寫著“重慶·台灣周”。這又不禁讓人聯想到地理。 

  在台灣島內,朝野兩黨的政治人物,包括馬英九本人,但凡涉及大陸事務,無不強調“對等”、“尊嚴”。言下之意,是台灣與大陸的對等,台北與北京的對等。然而,重慶的那一幕,無異於提醒島內:與台灣對等的,是諸如重慶這樣的行政區。 

  同樣,這只是重慶的那一幕給人在地理與政治上的聯想。至若大陸的決策層是否有此意,有耶?無耶?抑或有無之間?誰也不曾說過。不過,考慮到該活動的主辦方為國台辦和重慶市政府,而非渝台雙方合辦,從規範性講,不應如此表述;而如此高規格的活動當然也不應出現由於隨意而犯下的表述規範性上的失誤。因此,有理由相信,重慶的那一幕,體現著的是大陸版的地理論。這與馬英九的新地理觀的新意所指,適成對應。 

  如果說,大陸版的歷史論已然將“中華民國”列進了1949年以前的歷史裡,那麼,這個大陸版的地理論,則將台灣列進了與重慶相對等的行政區裡。這樣,從歷史論到地理論,大陸對“中華民國在台灣”進行了完整的解構。當歷史變成地理,台灣也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行政區。 

  在重慶,還有一個很有意味的小花絮。在那個開幕式的前一天晚上,吳伯雄會晤薄熙來時,幽默地說道,“有人說薄熙來是大陸的馬英九,我們覺得,也許馬英九是台灣的薄熙來。”被媒體譽為妙語連珠。若看到“重慶·台灣周”這一表述,再細想吳的話意,則這句話,不啻是妙語,簡直是禪語,甚或是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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