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年初，可口可樂副總裁、國際部總裁哈利去廣州簽署有關協議前，廣州也出現了“反可口可樂潮”。當時正值全國“兩會”期間。廣東省領導都在北京開會，他們要求“慎重”並且推遲簽字。而此時，中央有關部門已經批准哈利及其專機的入境簽證，將按期在北京入境，並於第二天轉赴廣州。緊急情況下，外經貿部部長的代表王品清請示國務院領導，國務院副總理穀牧指示“按原計劃進行”。王品清親自去機場迎接哈利及其代表團，廣州廠最終於1983年投產。
有了前兩個廠的基礎，準備在上海建第三個廠就比較順利了。上海廠建成投產後，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前去參觀並題詞。
五
後來有人說，可口可樂的老總在進入中國時曾說過10年內不打算盈利，這種耐心是日後成功的關鍵。實際上，可口可樂方面當時並不滿足於這種過慢的發展速度，但是中國的複雜情況讓他們始料不及。
據佟志廣回憶，剛進入中國的時候，可口可樂的老總曾說：“兩年內我不打算賺錢。”建一個廠，他們也不在乎當時能不能賺到錢，主要是趕快形成規模。不過，雖然總體上對中國市場的盈利前景沒有過高要求，但是趙仲彬說，當時公司內的每個人都有明確的工作考核目標，工作人員的壓力並不比其他地區小。
在這種情況下，可口可樂公司終於忍不住要有所動作。根據《中糧志》中劉昌璽的回憶：北京廠於1981年4月投產後，產品供應旅遊飯店，收取外匯。1982年年初，征得商業部同意，將供應旅遊飯店後的剩餘部分由北京糖業煙酒公司系統在
北京投放市場內銷。
為了盡快打開市場，可口可樂總公司開始協助北京分公司搞促銷。中糧曾提醒可口可樂，內地不同於香港，開拓市場不能操之過急，避免發生副作用。1982年冬天的一個周末，可口可樂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場推銷可口可樂，買一瓶可樂，送一個氣球或一雙帶包裝的筷子。一時間，促銷的商場人潮湧動。據考證，這是中國現代市場上第一次賣場促銷活動。
北京各大報紙對此反應強烈。《北京日報》的《內參》以《可口未必可樂》為題發表文章，認為在國家缺少外匯的情況下，引進可口可樂是浪費國家大量的外匯資源。陳雲批示：只准賣給外國人，不准賣給中國人一瓶。商業部根據批示，正式通知北京停止銷售。
當時的中糧糖酒雜品處處長陳光給《新觀察》寫文章反駁，該雜誌拒絕發表。他又寫報告到外經貿部，外經貿部也表示愛莫能助。最後，劉昌璽想以“人民來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領導說明問題。他把想法告訴主管經理朱晉昌，朱晉昌表示：“你敢寫我就敢簽名。”信寫好後，兩人共同簽名並通過陳慕華轉交中央領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