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難解社會公平
從70年代末開始，智利皮諾切特政府完全改變阿連德政府的計劃經濟體制，採取自由市場政策，尤其是80年代以來，接受“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採取更加自由化的政策。而且，皮諾切特實行的這種自由市場經濟，是與其政治上的集權主義結合在一起的。據介紹，皮諾切特軍政府統治時期，先後有13萬人被捕，6.5萬政治犯失蹤，上萬人流亡國外。我把它稱之為“刺刀下的自由市場經濟”。
1 、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對已經收歸國有的企業、礦山、銀行實行“全盤私有化”，已建立的農村合作社也實行“土地私有化”。
2 、在價格體制方面：取消價格控制和政府補貼，據有關資料，政府控制價格的日用商品由計劃體制時期的兩萬多種減少到只剩8種。
3 、在金融體制方面：實行“銀行私有化”，金融機構的利率完全自由化。
此外，在財政體制方面，也採取了一些強力縮減公共性支出的措施。
這種政治強權加經濟自由的體制，使智利急速地成為拉美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對於這種極端市場經濟模式，在我參加的國際企業會議上，玻利維亞前總統兼歷史學家卡洛斯•梅薩山（Carlos Mesa）曾做過分析，他指出：八十年代拉美國家的自由市場改革，在強化市場作用的同時，卻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2。
出路：在市場經濟和社會公平“兩個雞蛋上跳舞”
拉丁美洲向何處去？發展中國家的體制改革應選擇什麼樣的價值取向？計劃經濟體制和“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兩種模式，拉丁美洲國家都採取過，但都不成功；近年來，某些國家的新“左翼社會運動”又帶來“另一種利益失衡”。拉丁美洲有的思想家已經有新的思考，例如，拉美著名政治分析家（阿根廷籍）安德魯斯（Andres）說：拉丁美洲曾採取過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也採取過極端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看來這兩種模式都不靈，出路在於要超越單一模式，採取綜合的方式。
我在考察中發現，智利在平衡市場經濟和社會公平兩個方面進行的探索，值得重視。
我在智利考察時，恰逢該國建國198周年，首都舉行各種國慶紀念活動。從我瞭解的情況看，一是近幾年經濟穩步增長（5%—6%左右），發展水準較高，全國1600多萬人口，2007年人均GDP一萬美元，在世界180個排名國家中居52位，相當於同年中國大陸人均GDP2460美元（排在104位）的4倍。二是社會比較穩定，沒有發生類似玻利維亞的騷亂。從電視中看到，女總統巴切萊特和民眾在街上一起載歌載舞，氣氛比較和諧。第三，政治比較廉潔，根據“透明國際”發佈的“腐敗印象排行榜”，智利是拉美地區唯一進入世界相對清廉前20位的國家。
智利是如何做到上述諸點的呢？從調查的情況看，這與該國近年來在改革中所遵循的價值取向有關。2006年，社會黨人巴切萊特帶領“中左聯盟”執政，成為智利歷史上首位女總統。她在上台時表示，一定要建設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其執政的基本價值取向，是試圖在市場經濟和社會公平“兩個雞蛋上跳舞”，再加上在政治領域推行廉政建設，努力打造“市場——扶貧——反腐”的金三角體制結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