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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機會論”是建立兩岸全面交往主體論述的基石。 |
政治接觸勢在必行
兩岸之間的政治接觸確實是台海地區的重大變局，對台灣而言，是巨大的政治衝擊，肯定會引起極大的爭議，所以在事前兩岸當局都必須作好若干的準備。
在中共方面必須先思考在法理“一中”下，兩岸的政治定位，其次是啟動多軌對話，之後展開協商兩岸政權的法理關係。
“胡六點”中曾提出“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胡的說法，確實比以“十六大”所謂的“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定位問題”的提法有意義得多。但是“十六大”的用辭的本身就避開“中華民國”的說法，自然也就否定了兩岸政權平等的可能性，因為從法理上說不論是在P.R.C. 或是R.O.C.的體制下台灣當局都是地方，其政治定位定是明確的。
而且只談台灣當局，不談大陸當局本身也是一種不平等的談判；如今的提法比較客觀，從談判學的角度來看比以前為合理，但是在探討兩岸政治關係前必須先有政治定位的設想，按“中華民國”現行設想北京當局是“我憲法轄下有效治理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那麼在北京當局的法理下是如何定位，一直存在而且有效管轄台、澎、金、馬及南沙太平島的“中華民國”政府呢？兩岸當局在討論兩岸政治關係之前，先必須有一個對位對方的方案，然後才能討論彼比的政治關係。
有了定位的預案就必須極積進行有效的對話、溝通，修正或調整自己的預案，尋找可能的解答，縱使一時之間沒有解決的方案，至少雙方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對方的構想和邏輯；在此情況下，只要雙方有真誠解決問題的意願，溝通就會持續，總能找到若干解決方案。當然所謂的有效溝通，主要是指授權對話的第二軌機制以及雙方當局真正具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和善意，缺乏此一先決條件，則不但是無效的對話而且容易被對方認為是刺探底線，最終反而徹底摧毀互信，破壞兩岸關係，可謂茲事體大。所以在雙方啟動之初，必須慎之又慎，謀定而後動。
做好“二軌”的對話是順利開展協商的前題，當然兩岸政治定位議題的談判是兩岸的事務，由兩岸自行協商；但是兩岸關係的變化不是純兩岸的事務，是涉關台海形勢的事務，為了地區的和平和發展，兩岸當局都有必要對外清楚說明，以減少阻力，增加助力，進一步體現兩岸關係的良性變化更有助地區的穩定和各方利益的保護。
馬政府必須建立兩岸全面交往的主體論述
在台灣方面必須建立兩岸全面交往的主體論述，其次是宣傳此一論述下兩岸政治對話的必要性，之後規劃政治協商的路徑圖，逐步有序地推動。
自從馬英九上台之後，一直在大陸政策的走向上，使得北京當局多所顧慮，他們認為馬的言行無法令人真正理解他的方向和意圖。因此有些地方北京確實有後顧之憂。
事實上在台灣不論“藍、綠”民眾也常常不理解其政策的意義何在；其實馬上台之後確實執行一條和李登輝，和民進黨不一樣的大陸政策，而且是成功地穩定了兩岸關係，也逐漸地推動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問題在於李登輝和民進黨的政策雖然錯誤，但是支持其錯誤政策的背後邏輯十分清楚，是為了“台獨”，之所以台灣必須和大陸分裂。因為李登輝迷信的是“中國崩潰論”，所以他會認為阻止台商赴大陸是“良心地建議”，是“道德地建議”，是為台灣好。所以雖然錯的離譜，他也亳無愧色地繼續大放厥辭，固執地迷信自己的錯誤。
而民進黨要推動“台獨”，則正好採取了“中國威脅論”，而且一方面以“台獨”裹脅台灣；一方面倒因為果，因為中共處處威脅台灣，打壓台灣，所以台灣不能和大陸往來，必須分裂，追求獨立。在“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的論述之下，不與大陸交流、交往，才能證明台灣的“主體性”，於是反中證明自己的“主體性”變成台灣流行的觀點。
此一世俗流行觀點在面對馬英九上台之後的交往、交流必然產生迷惘和不安，當心台灣被大陸併吞，當心台灣喪失好不容易建立的主體性。恰好馬英九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除了空口保證不會賣台之外，只能以可能的“新台灣悲情論”，如台灣被邊緣化，台灣喪失競爭力等等；然而在“反中主體性”者的面前，他們認為這一切都來自大陸，所以我們更應該以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實行“脫中入美、日”來對抗大陸，他們認為與大陸交往是與虎謀皮，最終台灣只會被消解。 |
